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化，在史学领域中也孕育出了两朵奇葩，这就是刘知几的《史通》与杜佑的《通典》。《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通典》则是我国第一部专详典章制度的通史。
《史通》一书，分内外二篇，各10卷，合为20卷。内篇分39目，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目无文，实存36篇；外篇分11目，其中《杂说》一目分上、中、下3篇，共13篇。《史通》的主旨是对盛唐以前的中国历史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批判，书中凸显出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是极有价值的。
一、史家自觉意识的萌醒
中国“史”字的渊源很早，据说在甲骨文中就有它的雏形。不过，中国史学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由从属到逐步独立的过程。商周时代，中国就设有史官，是掌管文书档案的，同时还“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即所谓的“巫史不分”。到了两汉时代，经史不分，史学是经学的附属物，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中，史书是附在《六艺略》的《春秋》门下。“史学”名称的正式出现是在十六国时期，据说是石勒在晋太兴二年（319年）称赵王时，设立了经学、律学、史学祭酒，“史学”正式立为官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史部设有十三个子目，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这说明史学已发展成一门仅次于经学的独立学科。隋、初唐时期，史学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在史学摆脱其附属地位，逐步独立壮大的过程中，史家的自觉意识萌发，并逐步强化。《文心雕龙·史传篇》，论及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态度，已开史学批评之先河。不过，它还主要是从文体的角度来讨论，史是从属于文的。唐朝发展到盛唐时代，丰富的物质条件、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史家具有更为宏大的气魄。一方面，他们治史的眼光已不局限于一朝一代，而是要有更大的作为，“通识古今”成为当时学者崇尚的治史精神。另一方面，史官在唐代极受尊崇，刘知几称“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朝廷选任史官也提出了德、才方面的要求，这促进了史家角色意识的增强。刘知几从史家的角度，纵论古今，对唐以前的中国史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彻底的清算，这是史家自觉意识强化的表现。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铜山）人。彭城诸刘，大多为汉代皇室后裔。刘知几出身文化世家，他的族祖刘胤之是唐初一位史学家，与令狐德棻一齐修过国史和实录，他的父亲刘藏器，也很有学问。据刘知几自己回忆，他“年在纨绮”，父亲就向他传授《古文尚书》，但他怎么也学不进去。父亲给他的哥哥们讲授更为博大的《春秋左氏传》，他旁听得极有兴趣，感叹“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从此，他便确立了对史学的爱好。到17岁时，他已把《左传》、《史记》，下至唐朝当代实录国史，“窥览略周”，初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为他后来撰写《史通》打好了基础。
20岁时，刘知几考中了进士，始授获嘉主簿，到42岁担任史官之前，刘知几一直沉迹下僚，官卑人微，他在《自叙》中说：“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遂获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60]政治上不得意，使他更加醉心于自己所热爱的史学事业。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刘知几升任著作郎，兼修国史。在史馆任职期间，他先后与当时著名的史官徐坚、吴兢、朱敬则等修成《唐书》80卷，《则天实录》30卷，他还独立完成了《刘氏家史》15卷及《刘氏谱考》3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