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以前长期的社会动**，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同时也加速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融合。民族融合的进程到隋朝已大体完成，入唐以后融进新鲜血液的中原民族正焕发着青春活力，这给隋唐时期的诗坛带来了勃勃生机。隋唐时期边塞诗较多，内容风格往往雄浑苍茫，洋溢着一种热爱边疆，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如被推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王昌龄的《出塞》，和被章太炎先生盛称为“绝句之最”的王之涣的《凉州词》都是描述边塞的。当时边塞诗所展现出的风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活力与生机。如王昌龄的《出塞》诗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中所表现的献身边塞的豪情，似乎可以看到作者的身影。
边塞诗之外，其他题材的诗歌也多有一种游侠豪情和尚武的内在精神，如王维著名的《观猎》诗即是以明快羡慕的笔调去描绘打猎的过程：“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唐代诗人还常常直述自己的平生抱负，流露出一种弃文从武的壮志雄心，如高适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又如杨炯《从军行》诗中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总之，隋唐时期，诗中有一种尚武精神，而这种尚武精神，融汇了北地少数民族犷悍的民族风貌。
隋朝建立以后，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而有些制度更直接对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选拔官吏上废除九品中正制，改行科举制，对诗歌的发展影响尤为显著。首先，隋以前的九品中正制，是将居住地的士人，按“才能”进行评定，所以士人重视本乡本土的表现。科举制要求士人离开本乡本土去参加考试，这就扩大了士人的视野，增加了士人的阅历，同时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其次，九品中正制注重家世，而科举制鼓励人们平等竞争，从而激发了人们建功立业的思想。这些都扩大了诗歌题材，同时也给诗歌注入了时代精神。唐代科举制重进士科，考试内容以诗赋为主，这又促进了士人的诗歌创作，士人也因此变成了诗人。这无疑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如杜甫即因科举落第，漫游齐、赵（今山东、河南、河北）写下了磅礴古今的《望岳》等诗篇，而他著名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是科举失意后，与在长安结交的诗友高适、岑参等同游雁塔而作的。当时很多士人怀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来参加考试，并为此而潜心作诗。考中后要雁塔题诗，交往应酬，抒**怀；失第后，也要发泄怨闷，感时伤怀，或结伴游览，或投身边塞另谋出路。这些都扩大了诗人的活动范围，拓展了诗人的思路，增加了诗歌的创作题材。
入唐以后，历朝皇帝大都重视文化。对唐朝有开建之功的太宗皇帝，在称帝之前，就很注意收用文士，把当时著名文人房玄龄、虞世南等18人招致门下，号十八学士，格外优宠。太宗称帝后，“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1]。继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则天、玄宗都致力于倡导文化。这不仅极大推动唐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一批诗人。在唐代诗坛占一席之地的宫廷诗人就是在他们周围形成的，如上官仪、上官婉儿、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他们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对唐诗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