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郡县图志》奠定了中国地理总志的基本框架，为后世修地理总志提供了范本。《四库全书总目》称：“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强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83]所以后人常称《元和郡县图志》为“地志书鼻祖”。
三、《大唐西域记》、《蛮书》及其他
边疆民族史与中外交通史的撰述，是隋唐五代史学的重要成就之一。特别是唐代，疆域辽阔，天下和同一家，使学者们具备更为开阔的视野，因而在边疆与域外史地的撰述上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出现了许多名著。
隋唐时期关于边疆史地与中西交通的第一部著作是隋裴矩的《西域图记》3卷。关于此书的写作，裴矩在序言中讲到：“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3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84]但遗憾的是此书后代失传，只有一篇序言保存在《隋书·裴矩传》中，就这篇简短的序言，价值也很高，特别是其中讲到的“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地中海）的三条通道，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宝贵资料。此外，唐高宗在平定西突厥后，也曾遣使往康国、吐火罗等地“访其风俗物产，图画以闻”[85]，后由许敬宗主持编纂了《西域国志》60卷，这部著作后来也散失了。
关于中西交通的记述，保存下来的是玄奘撰《大唐西域记》12卷。玄奘（600—664年）俗姓陈，名袆，唐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离长安西行，去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奉敕将其所经历的110个和传闻所知的20余个国家、地区、城邦的情况口述出来，由其弟子辩机执笔写成《大唐西域记》，不仅为研究唐代西域和印度等地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被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享有盛誉。
另外还有慧立原撰，经彦悰修订，成书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这是玄奘的个人传记，其前5卷记述了玄奘西行前的情况和西行19年的经历，不仅可以和《大唐西域记》相互比读，而且还补其所未备，如《大唐西域记》记玄奘西行从高昌讲起，而此书则从长安讲起，对“丝绸之路”的记述更为完整。此书后5卷主要介绍玄奘回到长安后的佛学活动。
杜环的《经行记》也是唐代中西交通史上的一部名著。杜环是杜佑的族子，在唐军西征大食的怛罗斯战役中被俘。这次被俘的有两万余人，其中有一些造纸的工匠，使得中国造纸术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从天宝十载（751年）被俘到宝应初（762年）乘商船至广州归唐，杜环在中亚滞留、游历十余年，对中亚有很深的了解，归国后写成《经行记》一书。其书虽佚，杜佑在《通典》录入了一千五百余字，从中可以看到杜环对中亚各国和大食、拂菻、苫国等的详细记述，另外还提到中国绫绢、金银、书业工匠的被俘，是唐代生产技术西渐的见证。
晚唐时期，出现了多种反映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著作。记述云南地区社会历史的著作，保留到现在的有樊绰的《蛮书》10卷。樊绰在唐懿宗咸通年间曾任安南从事，后参考前人著述，依据自己考察所得，写成这部记述南诏社会历史的专著，计分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赊、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蛮夷条教、南蛮疆界连接诸番夷国名10卷，是研究唐代云南地区交通、山川、城镇，以及南诏与邻近各国的民族、风俗的主要文献。记述岭南地区物产民情的著作还有刘恂的《岭表录异》3卷和段公路撰、崔龟图注的《北户录》3卷，记述桂林名胜古迹、山川城址、名人轶闻的有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1卷，这些都是研究唐代边疆地区社会历史的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