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要”体的首创之功，应归于苏氏兄弟。《新唐书·苏弁传》记载，苏弁为唐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是唐高宗时名相苏良嗣的从孙。此人“通学术，吏事精明”，曾任判度支，和杜佑一样，是位理财家。其家藏书2万卷，当时称“与秘府埒”。大约在贞元十九年（803年）《通典》进上的同时，当时担任杭州刺史的苏弁与兄苏冕“缵国朝故事”撰成《会要》40卷，分类记述唐高祖至唐德宗时唐朝典章制度的变迁。该书本为私修，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由宰相崔铉监修、由修撰官杨绍复等官修《续会要》40卷，补录了德宗至宣宗时的有关资料。宋初王溥等只将二书合并统编，又采录宣宗以后史事，共成百卷。书中记高祖至德宗时事最详，德宗至宣宗时事次之。书中多次出现“苏氏议曰”、“国朝”、“皇朝”等字样，说明王溥对唐人原书基本上是原文照录。
《唐会要》全书大约有360余个类目，基本上是删节唐代诏敕和奏议而成的，因而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比较精确地记录了唐朝一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为后人研究唐朝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由苏氏兄弟首创的“会要体”，成为我国古代史苑中断代记述典章制度史的一种重要体裁，而由崔铉等开创的官修当代“会要”，也同官修当代国史一样，成为我国史学领域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二、《元和郡县图志》
我国很古就有编撰地志的传统，现存《尚书·禹贡》，可谓是地理总志的雏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地理总志——《畿服经》。隋朝大业年间，曾“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80]，最后编成《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唐初，在魏王李泰的主持下，编成《括地志》50卷，此书以贞观时的行政区划为纲，“分道诸州，披检疏录”，多载六朝时地理书，详于历史沿革。上述地志大多散佚，《括地志》仅有辑本4卷。今天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地理总志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40卷。
李吉甫（758—814年），字弘宪，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少好学，该洽多闻，尤精于唐朝故实。唐宪宗时为宰相，力主削藩，颇有政绩。他一生勤于著述，精于易学、史学、地理学，著有《六代略》、《元和国计簿》、《十道州郡图》、《古今地名》等多种著作，只有《元和郡县图志》保存下来（图已散失）。
李吉甫所处时代，正值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矛盾重重。他从自己从政的切身经历出发，受安史之乱后“实学”思潮的影响，悉心探究地理之学。《元和郡县图志》的编撰旨趣，就是通过“辨州域之疆理，审户口之丰耗”，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以达到“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81]的目的。更明确地说，就是为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而服务。这使《元和郡县图志》与《通典》一起成为唐后期“经世”之学的代表作。
在上述编撰旨趣的指导下，《元和郡县图志》在编撰过程中贯穿了实用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在体例上形成一些特点：（1）详今略古。李吉甫认为编撰地志的目的是“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所以他反对详古略今、重文献征引而轻视现今地理的著述。《元和志》的体例框架，是以贞观十三年（639年）规划的10道为大纲，以元和时的47镇为构架，每镇一图一志，分镇论述府州及属县的等级，乡、户数目，四至八到，开元、元和贡赋以及沿革、山川、盐铁、水利、军事设施等。宋人程大昌称此书“于唐家郡县疆境、方面险要，皆熟按当时图籍言之，最为可据”[82]。（2）备载各府州户口、贡赋、矿产、水利和城阙关隘，为研究唐代经济、军事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3）备列四至，为后人确定府州界线提供了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