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馆修撰、直馆是史书的具体编修人员，史馆有修撰任务，他们每人各负责撰写一部分，责成事功。长庆三年（823年），监修国史杜元颖在一份奏疏中说：“臣去年奉诏，各据见在史官，分修《宪宗实录》，今缘沈传师改官，若更求人，选择非易。沈传师当分虽搜罗未周，条目纲纪，已粗有绪。……其沈传师一分，伏望勒就湖南修毕，先送史馆，与诸官详考，然后闻奏。庶使官业责成，有始终之效；传闻摭实，无同异之差。”[16]杜元颖的奏疏中，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史官对于自己撰写的部分要自己选择、搜集材料，并根据修国史的基本原则，自己撰定条目大纲；其二，各史官的史稿完成后，还要统一审稿定稿。史馆修史的一般程序是史官依据起居注、时政记及各种文牍档案材料编成实录，然后在实录的基础上修撰国史。贞元元年（785年），韦执宜奏请，史官要先把资料编成长编性质的“日历”，每月底，在馆中共同讨论定稿，成为实录。可见，史馆修史是采用分工执笔、统一定稿、集体成书的编修方法，书成之后，由监修领衔上奏，藏之于府。
综上所述，唐代史馆荟萃当代史界精华，组成修撰集体，利用资料上独特的优越条件，修撰人员责成事功，分工合作，这是修撰国史的一种较好的方式，它具有私人修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当然，唐五代史馆制度也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史馆“通籍禁门”，修史要体现当权者的意志，避讳、回护在所难免；史书的命运又常受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此外，唐代史馆监修的职责只限于对修史的监督和审查，对于史书不负刊削之责，不尽铨配之理，刘知几称之为不符合“总领之义”[17]。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唐代的监修还不是修书的主编，对于一个修史集体，这不能不是一个缺陷。
二、从实录、国史到《旧唐书》
史馆的职责，《旧唐书·职官志》中明确规定是“掌修国史”。唐人所说的“国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史”就是本朝史，也就是唐朝当代史，包括历朝实录和狭义的“国史”。[18]所谓狭义的“国史”，是指唐人自己修的纪传体本朝正史。唐朝有比较健全的史馆修史制度，唐朝的历史记载也远比前代详备，实录、国史自成体系，为后来《唐书》的修撰，打好了基础。
实录的修撰，始于南朝的梁。《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梁皇帝实录》两种，分别记梁武帝、梁元帝朝事。二书今已失传，其体例如何，不得而知。唐人修本朝史，始于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全书三卷，记述了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到入长安登位近一年间的史事。《史通·古今正史》讲：“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体，号为实录。”可知房玄龄等创修实录，与《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有一定继承关系的。
房玄龄等编修的实录有两种，均成书于贞观十七年。一种是《高祖实录》20卷，另一种是《今上实录》20卷。“今上”是指唐太宗，这部《实录》记事的下限止于贞观十四年。由此可知，唐朝皇帝的实录并不一定要等到皇帝死后才修，皇帝在位时编修实录的工作就开始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唐朝前期诸帝实录中，可以确认为是该皇帝生前就修撰的实录还有几种：一是许敬宗等修的《皇帝实录》30卷，记唐高宗事下迄于乾封；二是张说等修的《今上实录》20卷，记开元初事；还有一种是《开元实录》47卷，成书于天宝年间，安史之乱时焚毁于长安兴庆宫史馆。皇帝生前就纂修实录，这对保存史料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