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条件极好，唐代史官队伍的素质也极佳。唐代史职很受尊崇，“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9]。唐政府对于史官的甄选非常重视，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颁发的《简择史官诏》，就提出史官必须“操履贞白”、“谠正有闻”、“业量该通”，也就是史德、史才兼备，“方堪此任”。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要任命蒋武为史馆修撰，“上重难其职，制未可下前，召见于延英殿”[10]，可见皇帝对于史官选任是多么重视。唐代史官队伍有三个明显的特色：第一，膺任史职者大多为博通古今、饱学多识之士。如吴兢“励志强学、博通经史”，路隋“博涉史传”，韦述续修吴兢《国史》，“文事简约，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其他如徐坚、刘知几、韩愈、沈既济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第二，尊尚“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的优良史风。长孙无忌、敬播等撰《太宗实录》，颇多详直，刘知几《史通》更高标“彰善扬恶，不避强御”，很受当时人推崇，徐坚读后，感叹“为史职者宜置此座右也”[11]。尽管唐代史官不见得人人都具备这样的史德，但如果实录直书形成一种风气，成为史家的信条，则对少数爱憎以私、曲笔饰非之辈还是有一定制约力的。第三，重视家学传统。如蒋氏一门，从蒋武起，“世以儒史称”，“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12]。其他如刘知几一门，令狐德棻一门，几代都有以史职显名于世者。家学相沿，史家的修养一般都较好，有利于史官队伍素质的提高。后人对于唐代史家的评价也很高，清人赵翼在论及《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时说：“旧时史官本皆名手，故各传有极工者”，又说“如《郭子仪传》，乃裴垍所修，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13]。虽然唐代史官队伍中不乏尸位素餐、平庸无能之辈，但就其主体来说，素质还是优良的。
最后，我们来考察唐五代史馆的组织。唐五代史馆按照宰相监修、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组织原则，其人员配置由监修、修撰人员以及典书手、楷书手、亭长、掌故、装潢直、熟纸匠等各种辅助人员构成。监修的职责是对修史工作进行督促和审查，引荐史馆的修撰人员。唐代前期，监修之职不专任，如景龙中，宰相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4人同时监修国史。但到唐代后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一般“宰相常以一人监修国史”[14]。宋代，监修国史只设一人，就成为定制了。可见，唐代史馆制度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
唐初设立史馆时，史馆修撰人员多以他官兼修国史，也聘用职位较低但有史才的人为直馆（或称直国史），参加编修工作。兼修国史的官员，其本职一般都较显重，有的虽贵为宰相，仍兼修国史。实际上，许多人虽有修国史之名而无修国史之实，所以天宝时，便设立了史馆修撰。唐代宗大历年间，进一步规定了史馆修撰的名额。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根据监修裴垍的奏请，“登朝官领史职者，并为修撰；未登朝入馆者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15]。判馆事者职责，据《五代会要·修史官》所记：“自除修撰外，应馆中著述及诸色公事，都专主掌”。即负责馆中的日常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