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有设立史官的传统，但官修史书的制度化则完成于唐代。所谓“官修史书的制度化”，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官修前代“正史”，成为唐以后历朝历代的一个传统；二是史馆修国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成为一种制度，保证了历史记载的延绵不断。
一、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
史馆修史制度是从古代的史官制度演化而来的。据《周官》所记，周代就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史的职掌范围很广，不仅掌管记言记事，而且兼有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职能。汉武帝时设立太史令，仍是“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1]。到魏明帝太和年间，在中书省设著作郎，则专掌修史。在史职日趋专门化的过程中，史馆修史制度也萌生了。一般认为，东汉时聚集史臣于兰台及东观，编修《东观汉纪》，为官修当代史之肇始。北魏时，于秘书省设立著作局，“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阁，亦谓之史馆”[2]，“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3]，史馆、监修之名的出现，标志着史馆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唐朝建立之后，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于门下省设置史馆，使其成为职官体制中固定的常设机构，同时确立了以宰相监修国史、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史馆组织原则，标志着史馆修史制度正式形成。
史馆修史制度是对私人修史的否定。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战乱不息，政权更迭频繁，官府的资料容易散失，不得不靠私家记录；另外，许多汉族文人士大夫，在民族矛盾的尖锐冲突中，也借修史来宣扬民族精神。因而，这一时期，私人修史之风很盛。但私人修史，也有严重的缺点，刘知几就指出：私人修史采摭不精，“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泾渭一乱，莫之能辨”[4]。私人修史占有的第一手文牍材料有限，因而不得不采自传闻，历史记载的准确性就较差。隋、唐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私人修史之风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就下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5]禁绝私人撰集国史的同时，隋文帝还下令让王劭与辛德源、刘炫、刘焯等同修国史，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王劭死之前，完成了“录开皇、仁寿时事”的《隋书》80卷。唐太宗则更将史馆移于禁中，宰相监修，“重其职而秘其事”[6]，史馆“掌修国史”成为国家制度。
史馆专修国史制度，与私人修史相比，孰优孰劣？历代史家的看法并不一致。唐朝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就对史馆修史提出许多批评，但并不能据此就否定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从史学本身的特点而论，编撰史书能否取得较高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资料条件；其二，修史人员的素质。若论到集体修史，还要考虑人员的组织是否得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