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此期西方关于抗战中国的那些名扬天下的作品，许多当时也被译成中文反馈到国内，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威尔基的《天下一家》等，它们对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我，对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都起到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这也是此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明显的特点之一。
二、中国文艺的对外传播
文艺总是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领域，尤其是文学，常常成为各民族之间文化相互传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民国时期亦不例外。这一时期，中国文艺外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古典文艺仍占主流，但近现代文艺即民国当代文艺也受到一定重视，且总体说来，世界各主要民族对中国文艺的了解较以往大大加强了。
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首先表现为古典小说名著被大量译成各国文字出版，无论是内容的完整性还是准确性都有提高。如《红楼梦》，民国前仅有英国人焦里的前56回英译本，此期则先后出现了华人王良志的第一个全书英文节译本（1927年纽约版），华人王际真的第二个全书英文节译本（1929年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后者由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作序，他在序中高度赞扬《红楼梦》说：“《红楼梦》是世界文学的财富，它的出现给世界文学增加了荣誉，它使世界文学创作者都受惠不浅。”[23]此译后来又被转译成泰国文字。《红楼梦》最有影响的德文译作，是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弗朗茨·库恩1932年翻译出版的节译本。他在译序中指出：“《红楼梦》的内容是迷人的，它的人物描写是生气勃勃的和充分个性化的，它的故事背景是令人难忘的。”[24]该译本后来不断修订重印，并被转译成英、法、意、匈、荷等多种文字。日本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红楼梦》译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幸田露伴、平冈龙城的全译本（1920—1922年作为《国译汉文大全》第3卷出版），岸春风楼的节译本《新译红楼梦》（1916）等。著名汉学家大高岩等人，还对《红楼梦》进行过高水准的研究。
《三国演义》的翻译和传播此期也有了新的发展。1925年，英国人邓罗（布鲁威特·泰勒）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英文全译本，后来曾在美、日等国重印，并有波兰文等其他文字转译本。译文虽有不少问题，但在东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1940年，库恩根据中文节译出版《三国志：中国故事》，这是最具魅力的《三国演义》德文译作，曾被转译成荷兰等国文字。在日本，此期《三国演义》的译本至少有6种以上。不少译作还是绘图本，如吉川英治1930年翻译出版的《三国志》，译者在序中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其登场人物数以千百计。其描写笔调或华丽豪壮，或悲愤慷慨，或幽默夸张，读来趣味横生，不禁令人拍案三叹！”[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