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西方的“中国文化热”在德国热度最高。这与德国战败后对西方文化的反省程度成正比。据留德学生报道，当时德国崇尚中国文化的青年组织不少，其中最有势力的要推“国际青年团”，“自由德意志青年”和“游鸟”。前者尊孔，为孔派，后者崇老，属老派。老派比孔派的势力还要大些。不少青年极力追求道家的生活境界，奉老子为神明。如有的社团章程就写道：“吾德青年，今既处于繁琐组织之巅矣。吾辈之创造精神，为社会强固之形式所束缚者亦久矣。今见此东方圣人，犹不知急引为解放我辈之良师者乎。……东方圣人老子等，其道以超脱世界一切为务，大浸稽天而彼不溺，流金铄石而彼不热者也。吾辈精神之权利与无条件之自由、与夫内部之统一，其事只能由吾辈奋斗与斗争而后为功，而绝不可以苟得。此种工作，盖莫若寻此东方圣人以为首领”。[15]孔派的领袖为“国际青年团”的创立者、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其党徒之言行举止，一以《论语》为本，每有讲演，必引孔子格言，以为起落”。[16]他告诫自己的同胞：“中华民族受益于博大精深之孔夫子学说已经两千年之久，深刻地理解这一学说，一方面可以吸收那些对西方文化有益的和有保留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不至于对导致世界灾难的西方文化的弱点视而不见”[17]。
由于注重东方文明的精神价值，企望从中吸取完善西方文明的汁养，这一时期，在西方，有关中国的哲学、宗教和文艺的各种译著大量出版，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经》，最为畅销。儒、墨、释各家经典也十分流行，如早有译本的《易经》和《论语》，此期才出现了西文全译本的《荀子》和《墨子》等。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的中国经典的系列翻译，英、美汉学家翟理斯、阿瑟·韦利和诗人庞德等人的中国诗文翻译，在西方各国大受欢迎。以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文化学术组织与机构，也大量涌现。如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学院，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中国学院和达姆斯塔特的“东方智慧学院”等，从而形成了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西播的一大**。它对战后西方文明的反省与重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大为消减。但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尤其在文艺方面。这一时期，中国文艺界、学术界人士如梅兰芳、刘海粟和李四光等应邀到西方各国讲学、交流，直接开展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就整个民国时期而言，此类活动在这一时期是最为频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