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特点之一，是汉民族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研究、了解和吸收的程度空前加强了。与此同时，不少少数民族学者和有识之士，也都致力于向汉族人民介绍和传播各少数民族文化。
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原则的正式确立和深入人心，一般文化人大多认识到各少数民族文化乃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把对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了解认识，视作发展文化学术、增强民族团结和振兴中华民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一时期，研究、介绍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的各种汉文著作、译著大量出版。关于蒙古族，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卓宏谋撰的《蒙古鉴》（1923），何健民著的《蒙古概观》（1932），东方杂志社编的《蒙古调查记》（1923），王云五编的《蒙古与新六省》，谢彬、王勤分别撰述的两本《蒙古问题》（均出版于1933），以及黄奋生的《蒙藏新志》（1938），屠寄的《蒙古史史记》（1934），柯劭忞的《新元史》等。此外，施云卿的《蒙古语会话》（1933），蒙古著名学者克兴顺编写的《蒙汉合璧字典》，特睦格图编写的《汉蒙分类词典》，也为汉蒙文化交流特别是汉人学习蒙古语言和文化，做出了贡献。此期，从外文翻译成汉文的关于蒙古族的著作，较有影响的有从俄文译的《蒙古及蒙古人》（1914），《蒙古社会制度史》（1939）；从法文译的《蒙古史略》（1934）等。
民国汉藏佛教的交流，是历史上继魏晋、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从汉人对藏传佛教的重视程度来看，此期也是值得注意的。佛教大师太虚曾在北平组织藏文佛教学校，专门研习藏文。1925年，该校毕业生中有20多人组成西藏留学团，赴藏研习佛教，为佛教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太虚大师又手创汉藏教理院，发表《汉藏教理融会谈》等文，指出无论是“空有问题”方面还是“显密问题”方面，都有汉藏教理彼此融会的必要，从而被佛学界誉为“沟通汉藏教文化的第一个伟大人物”。[44]
赴西藏研习佛学的这批人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法师，如法尊、观空、满度、永灯和能海等。法尊居藏地18寒暑，撰成《西藏民族政教史》，后长期主持以弘扬显教为重心的汉藏教理院。他一生致力于汉藏佛教经典的互译工作，成就卓著。能海则专攻密宗的金刚经，充当了佛教密宗在中国的重要传人。
在藏传佛教的研究和介绍中，李安宅、妙舟等人也取得了杰出成绩。李安宅20世纪30年代深入甘南藏区进行调查，写成《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一书，被国内外公认为藏族宗教史第一部杰作。妙舟著的《蒙藏佛教史》也是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
此外，韩儒林、闻宥、于式玉等学者，也就各自的专业所及发表过不少有关西藏问题的有分量的论著，对藏族文化的各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于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文化，汉人的了解也较以往为多。李国干等著的《新疆与回族》，回族著名学者白寿彝著的《中国回教小史》（1944），《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1946）等，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马坚从叙利亚、埃及、荷兰等国汉译过来的《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哲学史》、《回教教会史》等书，王敬斋的《阿汉字典》，以及马、王二氏汉译的伊斯兰教经典，对汉族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文化贡献尤大。
关于满族，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领域。大量满文档案（如满文老档、满文木牌、满文起居注、满文黄册等）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使人们对满族历史耳目一新。著名清史专家孟森、金毓黻、张尔田、谢国桢、萧一山对满族历史与文献的探研，成绩斐然。李德启编印的《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为学者研究满族历史文化提供了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