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全是哲学所说的宇宙。他认为，它有几个规定性：大全即总一切的有，是真正不可思议的观念，是个神秘的绝对；它即是“哲学中所说的宇宙”。大全也称宇宙，是指总一切的有，是一种观念，并非科学中所说的物质的宇宙。但它全主宰着科学的宇宙。
这四个命题总括起来，便构成了新理学的理气论宇宙观：它从精神性的理开始，虚构出同样是神秘的精神性的绝对的料（气），通过道体把理和气“而”（联系）起来，再用一个大全作为网子把它们都提起来。理作为共相、作为本体决定着作为殊相的事物。这是理气论的最根本观点，也是新理学理想人格论和社会历史观的基础。
（二）四“境界”说
冯友兰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人有觉解，对于宇宙人生有自觉的了解、理解和悟解，构成人生的意义，因了解的自觉程度不同，造成人的精神境界的差异。依据人对觉解程度的深浅，人的精神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第一，自然境界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30]，所谓顺才是指按照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自然要求而行事，所谓顺习是指不自觉地因袭传统行事。在此境界的人完全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动，其觉解程度最低。
第二，功利境界的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31]他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处于此境界中，是常人的境界。它的本质是为己。处此境界的人的人生目的是为己（“取”）；英雄与奸雄的境界是一样的。此境界在主观上是不可取的，但在客观上并非对社会无益。他说：“功利境界中底人，惟恐不好名，如其不好名，则未必常作有益于人底事。”[32]
第三，道德境界的人“其行为是‘行义’底。义与利是相反亦相成底。求自己的利底行为，是为利底行为；求社会的利底行为，是行义底行为。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33]由此，他坚持“公利即义”观点，认为重义的人必重他人之利和社会之利。人只要有一颗廓然大公的心，就是进入了道德境界。
第四，比道德境界更高的是天地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34]它是高于其他三种境界的最高境界；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具有真正理想人格的“圣人”。道德境界中的人，是以人性的自觉行人道；而天地境界的人，是以天理的自觉行天道。
这四种境界，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人的精神境界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由自私的小我向大公的大我自觉的过程。大我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主宰，“我”之主宰意识的不断觉醒就是人生境界的不断提高。
冯友兰的“新理学”虽具有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但在抗战时期却发生了较大影响。这除了他的哲学著作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外，还有两点最为主要：一是它注重共相、一般，反映了抗战时期注重民族国家至上、整体至上的时代需要；二是从逻辑角度看，“他引入了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诠释和重建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在体系化、逻辑化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它反映了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融会中西的努力，因而也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35]。
四、贺麟的“新心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