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也参加了唯物辩证法论战，不仅批判张东荪等人公开对唯物辩证法的非难和攻击，而且揭露和批判叶青等人的伪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阐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1933年12月，邓云特在《新中华》第1卷第23期上发表《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率先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批判。1935年5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2期上发表《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10月，又发表《几个哲学问题》，此后又发表了《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主要对叶青的反对观点进行了批判。
针对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邓云特指出，唯物辩证法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一般运动和发展的法则，辩证法是从诸现实的历史运动变化的诸现象中获得的，“一切本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运动与变化的，因循发展的。一切事物绝对不是‘不可测’的”。针对张东荪和叶青将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混为一谈的错误，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有质的不同，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结果，既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又要“改正那被压歪在黑格尔哲学里的辩证法”的结果。针对张东荪哲学无党派性的观点，艾思奇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哲学都按照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基本观点，论述了哲学的党派性原则。批判了张东荪把哲学当作“千古不决”的玄学的论点。针对叶青的“哲学消灭论”，艾思奇认为哲学并没有消灭，它永远有自己独立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当然也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成为超乎科学以上的玄学。针对叶青的“外铄论”，艾思奇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内因是第一性、外因是第二性”观点，认为内因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持续了较长的时间，涉及的问题也很多，在当时哲学界影响很大。此时正在成长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宣传并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保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传播。
二、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形式上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使其普遍地变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普遍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变为中国人民所易理喻的形式；二是内容上的中国化，即在内容上以中国革命和实践的内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丰富化和发展化，从而产生出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思想界得到广泛传播，为使一般民众易于理解和掌握这些深奥的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任务便迫切地提到了日程。艾思奇、沈志远等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著名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