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介绍美国实用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在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他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消化吸收，对实用主义哲学有了自己的看法，虽未形成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但的确对实用主义方法论有所发挥，并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
张东荪是20世纪30年代哲学界公认的对西方哲学了解最广泛、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最积极的哲学家，也是最早在介绍和吸收西方哲学基础上试图有所创见的哲学家之一。1929年，他出版了《新哲学论丛》，1934年又发表了《多元认识论》。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接受现代西方新实在论和柏格森哲学基础上，他提出了“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多元的认识论”和“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建构了一套所谓“新哲学”体系。金岳霖则依据对现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透彻理解，对认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研究，在40年代撰写了《知识论》一书，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现代知识论体系。成为当时中国哲学界最有成就的哲学家之一。
张东荪和金岳霖等人，主要是沿着近代以来西方认识论的哲学传统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他们对于认识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而富于启发性的见解。这些见解，显示了中国哲学家在探讨西方哲学问题上的睿智。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毛泽东哲学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输入中国后，立即便面临着一个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中国化的过程，实际在它一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就已经开始。李大钊、陈独秀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便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哲学思想，并开始进行将唯物史观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的尝试。20世纪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便有意识地在接受、消化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代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国化的典范。而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则标志着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
民国时期的哲学，正是从这三个方面、四种路向不断发展的。这是从横向上看。
从纵向上说，民国哲学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从民国成立到五四时期，主要是大规模输入和介绍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段，尚没有可能进行系统的中国哲学新体系的创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前期，随着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传播，民国哲学开始进入创立新哲学体系的尝试阶段，不仅出现了戴季陶的“民生”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而且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都在努力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的新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有了较大进展。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是民国哲学的成熟阶段。三民主义哲学发展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已经建构了新儒家哲学；金岳霖的知识论体系逐渐完备，张东荪哲学更趋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决定性成就，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最终形成。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绝不可能超脱现实和时代，而提出和坚持某种哲学的人，更是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的，它必然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意识。民国时期的哲学尤其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革命哲学，又是一种革命者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所以，便自然受到了它政治上的敌人——戴季陶、陈立夫、蒋介石等统治集团的围攻和谩骂；同时，由于它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根本差异，也受到了所谓要坚持“纯正”哲学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非难和攻击，20世纪30年代张东荪挑起的“唯物辩证法论战”最为典型。然而，最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被禁锢和消灭，反而在与其他哲学思潮的冲突和斗争中，一步步发展、成熟起来，并最后取得了在中国哲学思想界的主导地位。
这就是民国哲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