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历史学成果的引进此期也十分引人注目。五四运动以后，外国历史学的传播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它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境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翻译介绍了一批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如芬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日本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德国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等，其中以河上肇的影响最大。在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同时，大量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继续输入中国。当时，有关西方历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法的译著骤然增加，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法国的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理》，美国的鲁滨逊的《新史学》和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等。一些西方史学著作还被用作课本出现在课堂，如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以鲁滨逊的《新史学》来教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西方各种流派的历史哲学也纷纷流传至国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外，还有所谓的“生理的史观、心理的史观、人种地理学的史观、经济学的史观、天文学的生物学的地质学的史观”，“五花八门，数也数不清”。[4]此外，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新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都在中国得到空前传播，中国人在此基础上，开始独立建构这些新科学的学科体系。
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在中国的传播，也较此前更加广泛深入了。有学者统计说：“当时出版了二百多种报刊。仅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在162种报刊中，刊载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专著等文章共约660篇。……如果加上科学专刊如《科学》、《理化杂志》和其他诸如《东方杂志》等，五四时期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不下千篇。”[5]这些报刊文章的内容涉及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如1915年，中国物理学家胡明复和地质学家谢家荣等人，通过《科学》杂志，把当时放射性、劳厄的晶体衍射等最新物理学成就几乎都介绍到中国来了。这一时期，报刊文章的大多数内容集中于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少量的关于量子论和放射现象的内容，另有一部分关于科学史、人物传记和科学常识等方面的内容。达尔文进化论是在晚清中国影响极大的学说，但直到这一时期，该学说才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马君武1920年翻译出版的《达尔文物种原始》，被时人认为是当时翻译界“最大的成绩”。[6]与此同时，20世纪初年的几个生物学的重大发现，如异己染色体与基因匹配等研究成果，也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了中国。1917年，爱因斯坦将他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融贯起来，合成《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一书出版，被举世公认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该学说也立即传到中国。1922年和1923年，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都作了关于相对论的讲演，罗素在讲演中也多次高度评价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致使相对论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了解。从1917年中国报刊上开始出现有关报道和介绍，到1923年上半年，关于相对论的著作、译文、报告等文章达上百篇，不少杂志还出版了相对论专号或相对论研究专栏，有关相对论的书籍出版了15种之多。其中，爱因斯坦的学生、夏曾佑之子夏元瑮1922年翻译，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相对论浅释》，是中国最早的有较大影响的译本。正是在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量传播和引进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创立了各种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教育与研究机构，逐步建设起自己的科研体系。
二、十年内战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