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世界即经验，经验即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有用即真理”的论点。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在他看来，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而一切有意义的思想都会在行为上发生效果；效果就是思想的意义，效果就是真理的标准，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他强调说：“那绝对的真理是悬空的，是抽象的，是笼统的，是没有凭据的，是不能证实的。”[3]这样，他便片面夸大了认识的相对性和有条件性，从而走向相对主义。
（三）“实验室的方法”论
胡适在方法论上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方法，又接受了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洗礼，并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影响很大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他在介绍实用主义时，主要是把它作为科学方法来介绍的。他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这种方法，就是“实验室的方法”。胡适重点介绍了杜威的思想方法“五步说”，即：“（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4]他进一步将这五步概括为三步：（1）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2）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是待定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3）一切学说和理想都须用实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他后来更概括地将这种方法归纳为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的实验室的方法，实际上一种经验归纳法，虽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但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巨大。此外，还有所谓“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种历史的方法，是胡适以实用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对黄宗羲以来浙东学派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对历史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方法论影响。
胡适除了宣传其实验主义外，在民国哲学史上留下地位的还有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书。该书是用新方法整理传统哲学的开风气之作。他以传统的考据学为基础，又以新思想运动的立场来评论各家学说，尤其是将儒家与诸子学说平等相观，对墨家等诸子学说多有考订取材，眼光独特，给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研究开一新路途。可惜下册一直没有写出来。
三、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
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著名哲学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在介绍西方哲学基础上，综合西方各派哲学而形成的。从思想内容上看，具有鲜明的综合折中性。它是综合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产物。当时有人指出：“张先生治学，综合各派，不主一家，如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中古之唯名论与唯实论，近古之经验论与理性论，现代之新实在论及创化论……无不兼收并包”[5]。从结构上看，张东荪一反那种从本体论或宇宙观出发建立哲学体系的传统，而是沿着康德的方向以认识论为哲学体系的起点。以认识论为哲学体系的起点和核心，由认识论引出了架构论和层创进化论的宇宙观，又由此宇宙观引出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构成了张东荪哲学体系的基本结构。
（一）“多元”的认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