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行关系，孙中山一方面认为人类文明发端于不知而行，行先知后，强调“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的必要门径；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获得科学知识后，又可据此获得新知，主张行而后知，能知必能行。
孙中山的知行说，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一反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而提出的。他认为，人类对许多事情很早就会做了，但长期并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大量的事实说明，不是“知易行难”，也不是“知先行后”或“知行合一”，而是“知难行易”、“行先知后”。同时，知与行相比，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所以要先“行”而后“知”，这是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实质。他认为，“知易行难”思想阻碍了数千年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妨碍了人们的革命行动，是革命党人思想上的大敌，中国革命之所以多次失败，是因为革命党人思想上受了“知易行难”的毒害。他的“知难行易”说，主要是破“行难”、倡“行易”，坚信“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后来被戴季陶、陈立夫、蒋介石等人作了唯心主义的发挥和歪曲，形成了所谓“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等。
二、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曾留学美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胡适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赫胥黎的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尤以杜威的实用主义为主，是五四时期介绍实用主义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实验主义》、《演化论与存疑主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等。
（一）实用主义的“经验”论
“经验”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胡适在介绍杜威对于“经验”的见解时说：“经验确是一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一切交涉”。又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1]他所谓的“经验”，与科学知识无关，它只是“一个物观的世界，走进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这样，他便把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过去、现在和未来，经验和理性，知和行等都被概括在无所不包的“经验”中，便可以克服已往哲学长期争论不休的“唯物”与“唯心”问题，从而“超越”了唯物与唯心，将哲学由所谓“哲学家的问题”变为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实现“哲学革命”。实际上，胡适的这种观点，仍然是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唯心主义，因为既然“经验”的特性在于一种“投影”，在于“联络未来”，那么它就只能是主观的感觉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便自然是主观自生的东西。
与“经验”相联系的另一概念是“实在”。胡适借用詹姆斯的话说：“我们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a）感觉，（b）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c）旧有真理”。实在不是物质的客观的东西，而是主观要素的复合，所以，“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2]这便是适用主义的“创造实在论”。这种观点，强调了人的主观对客观实在的能动作用，但实际上又完全否定了实在的客观性，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