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封建旧道德旧伦理受到了巨大打击，时人感慨地说：“举凡旧有道德，盖已澌灭殆尽，不绝如缕”[34]。这虽有言过其实之处，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封建旧道德遭受唾弃的时代厄运。国民党确立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后，与封建势力逐步妥协，因此对固有的封建道德采取了默许、引导、乃至重新提倡的态度，不过它使用了一些新的形式，吸收了一些新的内容，并非简单地用“新瓶”来装“旧酒”。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建立，一些军人就上书要求中央通令各省祭孔，认为近年祭孔的中断，导致流言四起，人心不宁，老百姓思想混乱，以为讲道德已经过时，这说明“一祭虽微，而关系固甚大也”，它事关孔孟学说的地位，“而孔孟学说实足以维系人心，巩固国本”[35]。
当时，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向全国各教育机关颁布了“废止祭孔令”，认为孔子主张尊王忠君，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三民主义相悖。军人们对此更是极力反对，以为提倡废孔，会导致信义毁弃、廉耻沦丧，“种种道德，势必皆随之以俱亡”，共产党就会乘虚而入，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大行其道。
中华总商会也致电国民政府，反对大学院通令各县废止祭孔，但其列举的理由至少在表面上与军人集团不同，他们强调这样做违背了信仰自由的原则。
军人与商人的态度，使国民政府感到孔子之道在中国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使它不得不考虑应否把一些固有的道德伦理与三民主义融合在一起，来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于是，固有的旧道德在新的环境下有了某种重兴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国民政府欲图重建“固有道德”，与北洋军阀提倡以“尊孔读经”为核心的道德复古，还是有所区别的，它在一些方面有所改良和提高。
举例而言，1928年11月，死灰复燃的孔教总会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递交呈文，要求政府明令全国学校“一律添习经学，以正人心，而存国脉”。并认为孙中山是崇拜孔子的，两人思想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孔子由小康进达世界大同，总理由三民主义而达世界大同，始虽殊，途终归一”[36]。蒋介石将呈文交国民政府文官处，再转至教育部回复。教育部在回函中明确指出，孔教总会虽对总理学说较为留心，但把总理恢复固有道德，以达世界大同之说与他们自己主张的学校读经混为一谈则是不对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重在实行，不在空言，袁世凯曾通令习经，而社会道德丧失如故就是明证。况且总理主张的固有道德，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主；所说的世界大同，注重于学习外国之所长以自求强盛，以与各民族并立。而儒家经典，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内容外，都不尽合乎时代的要求，其大同之说，也不完整。有鉴于此，不能强令全国学校一律读经。蒋介石采纳了教育部的意见。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训政国策的实施，重建“固有道德”的步伐加快，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
国民政府的伦理“建设”，是1934年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发动而正式开始的。是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宣布要发起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新生活运动，“使全国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7月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亲任会长。此次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四维八德为准则，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固有德性，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使国民都能重礼、尚义、明廉、知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