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僧伽制度”是太虚在1915年提出来的，以后太虚及其领导下的革新人士一直围绕它从事佛教革新活动。以至于后来他的“大将”印顺和芝峰干脆说：“现在中国佛教的情状呢？不是当先‘律’、‘禅’、‘教’、‘净’那样的争见了，据说是在‘新’、‘旧’之争。其实曾有什么在学理上运用方法的‘新’、‘旧’之争呢？没有。干脆地说句吧：新的只是主张‘整顿僧伽制度’，旧的呢要‘一切守旧’。”[29]
太虚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既成立了共和立宪的国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换句话说，建立人间佛教，并促使佛制佛事佛徒趋向现代化，是太虚整理僧伽制度的主要动机。
太虚的这一动机，可以从他给《海潮音》和《现代僧伽》两个刊物确定的宗旨中看出来。他给两者确定的宗旨分别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应导现代人心正思”；“团结现代僧伽，住持现代佛教，建立现代佛学，化导现代社会”。
“整理僧伽制度”，就是改革佛界丛林制度。第一步是建立新式佛法僧团，作为全国各地丛林的模范，以及全国僧徒的“纲纪”，使后者学习遵行，从而改善整个佛教丛林，并提高全体僧徒的素质。然后把中国所有的佛寺归入大乘的天台、华严、净土、禅等八宗管理，再把八宗的最高管理机构“持教院”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中国佛教最高管理机构“佛法僧团”。再把居士团体吸收进来，使佛教成为现代的有系统有组织的宗教。
需要指出的是，整理僧伽制度的做法，明显地是在仿效天主教的方式。当然，也参考了一些日本寺院的组织形式。在中国佛教教派林立，互不统属互相攻讦，教徒质量又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它实行起来难度极大，这一点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太虚自己也很快认识到，没有政府的支持，对僧伽制度的整理工作难有大的进展。但当时中国内外纷乱的形势，使蒋介石无暇他顾，尽管他支持太虚并与其私交甚笃。抗战胜利后，在太虚的敦促下，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全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制订并公布了整理全国佛教的计划和章程，并请太虚主持实行。不久内战爆发，太虚又在1947年病逝，整理工作宣告停顿。实践上的艰难，并不意味着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运动的完全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是成功的，因为它的精神，使佛教组织、佛教事务、佛教教徒适应时代、趋向现代化的精神，在当时获得了佛教界的普遍赞同。
总之，在太虚这一派改革者看来，佛教改革，重在制度的除旧布新，而其关键，又在于旧教徒的改造或清除以及新教徒及其组织的培养和建立。他们主张对守旧但还堪造就的旧佛徒进行教理教制和新学方面的教育，使其变新，而对于混饭吃、已不堪造就的旧佛徒则可“宽许还俗以除伪”。太虚明确地讲：“已出家的人，不能守僧人的规则，尽可听其还俗，以弥此滥杂之弊”。
总结起来，欧阳渐和太虚的佛教革新，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就不同点而言，前者是“复古革新”，后者则是“纳新革新”。
欧阳渐等人大力提倡古代的印度佛学，以斥破中国传统佛学，前者是复古，后者是革新。复古是为了正本清源，还佛学本来面目，革新是为了顺应时代。不正本清源就没法使佛学去除痼疾，顺应时代；不顺应时代就会一味因循保守，难以去对佛学正本清源。因此，在欧阳渐等人的佛教革新思想中，复古与革新是有机结合，交相为用，互为调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