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以后，佛教由政府统管统护一变而为“信仰自由”、“自主自理”，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又外临军队、新派人士甚或各级行政机构的侵夺寺产等一系列的侵害行为，其生存环境已变得艰难。而此时的佛教界，仍是教派林立，相互攻讦。天台、贤首、净土、禅等传统八宗总的说来因循旧习，只图自保，不思进取。太虚、欧阳渐等佛界有识之士则顺应时势，对有清以来的旧佛教进行大的变革，努力建设现代化的“人间佛教”，其影响也很大，使革新发展成为民国佛教的最大特征。
一、“复古革新”与“纳新革新”
民国伊始，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佛教界有识之士对佛教进行了变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没能解决教徒良莠不齐、素质过于低下等问题，导致革新未竟全功。当时革新运动的领袖之一太虚在总结这次革新时曾指出：“内不容于腐化僻化之旧僧，外被牵迫于民众之轻蔑于僧，于是除少数之高蹈遐举者，多有反僧而从俗变化其生活者也。有此俗之僧夺与僧之俗变之二端，余十年来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之佛法救世运动，乃为之根本摧破”。[21]太虚此言有些偏激，事实上正是佛界的革新具有成效，才使民国的佛教文化脱胎换骨，日趋繁荣。
民国初年，佛教革新开展之前，中国佛教呈现如下状态。
首先，是清末延续至民国初年的佛教的衰敝不堪。这种衰敝在教理上表现为“讲教者唯知有法华楞严而已，修持者唯知弥陀一句，话头一个而已。解陋行浅，于斯为极”。[22]在佛制佛事佛徒上表现为“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渐致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以致世人这样评价佛徒，“他们只是赘瘤似的钉在已经铺了一段铁道，或是已经垛起一道围墙的人们身上，教他们再去劳力，劳作了来养他们。他们安分的，吃了睡，睡了吃，像猪似的等待死的来到。不安分的，还要闹出一些不安分的行为。这个最大的赘瘤便是和尚、尼姑”，“现在的和尚道士……只是一些公开的骗子、体面的乞丐、变相的吸血虫，和阻止时代车轮前进的妨碍者”。[23]这使佛界有识之士一方面不得不出面辩解，“社会的人们呵！你们勿误认现在住居庵寺观院的几千几万个光头——除了少数极少数的真正皈依我佛的和尚外——就是佛教的信徒。现在住在庵寺观院的光头，我看他们都不是佛教徒，都不是皈依释迦牟尼的。你看释迦所主张的理论他们有实行的吗？你看现在和尚，终日不是念佛号和念咒语，便是吸烟饮酒。他们所讨论不休的题目，有许多是释迦牟尼所极不愿讨论的；他们所恬然做去的事，有许多是释迦牟尼所禁止人做的。所以我大胆说现在的和尚，不是皈依释迦的，另是方外游民罢了”；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再不及时革新、整顿佛教，佛教就要衰亡了。他们经常引用贾谊《过秦论》中的几句话来提醒全体佛界人士急起革新自身，“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24]
其次，清末杨仁山复兴佛教的思想已得到广泛认同。杨氏经营金陵刻经处50年，刻经约3000卷，其中包括很多宋元以后在中国佚失的重要佛教著作，这就大大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杨仁山还积极兴办佛教教育事业，他创立的“袛洹精舍”，“佛学研究会”培养了很多“高才”，后来成为民国佛教革新运动领袖人物的太虚、欧阳渐都曾做过他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