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断提倡所谓“四维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上至中央党部下至民众团体，都要制作书写这些字样的匾牌，予以悬挂和宣传。虽然在提倡这些传统道德规范时，他们也作过某些重新解释，与纯粹的封建道德不可完全等同，但其封建臭味依然浓烈扑鼻。1934年7月，国民政府更明确规定每年孔子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在全国举行祀孔，并在不少地方学校中恢复读经。同年，国民党宣传部还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由陈立夫任理事长，发动了所谓“文化建设运动”，鼓吹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实际上不过是近代“中体西用”文化观念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变相表达。
为强化文化控制，对抗影响日益强大的民主思潮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摆脱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年初发起了一个旨在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改良社会生活，以求“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月1日，又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他本人任总会会长，并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33人为指导员。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蒋介石连续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6篇长篇演说，并主持制定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两个文件，为运动设计了一套理论和方针。
新生活运动包括思想原则和具体行动规定两个方面。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准则，是各种具体行动的基准。蒋介石认为：“新生活运动的本旨，是要以礼义廉耻四维，完全表现在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上面，始终不懈地实行下去。”在《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中，他对礼义廉耻进行了儒学的规定与解释，将其作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来要求。在具体行动方面，《新生活须知》对衣食住行应该采取的方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在某些方面也吸取了西方资本主义道德、礼仪以及其他精神文明的一些形式。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在这“三化”中，蒋介石特别强调“军事化”，认为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
在推行新生活运动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和发动。在全国建立了一套为较完整的组织。全国性运动由促进会总会主持，各省、市、县、农村、工厂、学校，均由当地最高长官和单位负责人主持，受当地促进会指导。到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4个直辖市成立了新运会，1355个县设立了分会，另外还有13个铁路分会和10个华侨新运会。除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和建立大量组织以外，国民党政府还“佐以武力与政权”来强制推行新生活运动。尽管用力甚多，但是终因不符合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推行者表里不一等原因，收效不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的工作重点转向战时服务，客观上支持了抗战，但是它所推行的具体行动内容则随着全民抗战的掀起自然消失。此后，无论国民党政府如何再挖空心思想贯彻新生活运动，都无济于事了。
在大力宣扬三民主义思想和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以各种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对革命的进步的文化进行“围剿”，打击和摧残进步文化，迫害进步文化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