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势力对各自阶级所代表的文化的政治功能，认识和运用都是十分自觉的。反动势力如此，革命和进步势力也是如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27]；又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28]。这种自觉，集中体现和强化了民国文化的政治品格。
在民国时期反对专制独裁的历次政治斗争中，新文化都发挥了思想激素的政治功能，对维护国家形式上的民主政体，促进社会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起到积极作用。由于民主人权的文化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一时期，任何公然不顾或抛开这种政体、行为所欲为专制统治的人，都必然违背人民的意志，都只能被以它的名义掀起的民主运动所打倒。袁世凯、张勋之流帝制复辟的丑剧昙花一现，即是明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始终受到民主运动的冲击，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在大陆土崩瓦解，也是最好的说明。相反，中国共产党由于顺应了时代民主文化的潮流，虽然历经曲折，但民心所向，最终依然取得了在全国的胜利。
同时，新文化在促进社会文明、提高工农业生产力水平、改良社会生活方面，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文化的影响下，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得到了相当的改变，妇女走出家门，自由恋爱结婚，获得独立的职业，从事社会活动，甚至参与政治，均已成为社会的常态。不仅如此，民国还出现了像宋庆龄那样杰出的女政治家，像史良那样杰出的女律师，像潘玉良那样杰出的女艺术家。至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不言而喻。这一时期，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或引进的一系列新成果，都被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各工农业部门。如电力方面，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的电力主要用于照明，30年代后，随着电力科技的进步，电力开始广泛用于工业生产，电力电信工业作为一门新兴的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化工方面，侯德榜制碱法的发明及其开发利用更是典型的例子。其他如机械、钢铁、煤炭、纺织等工业，由于新技术手段的不断采用，也都得到一定发展。甚至于农业方面，在引进“火犁”，部分使用了拖拉机、脱粒机、机械灌溉、改良新式品种之后，生产能力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凡此种种，都无不得益于新文化之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