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把这一时期的前半部分比作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无道理。这的确是中华民族文化从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阶段，也是像“文艺复兴”那样需要巨人而又产生巨人的时代。孙中山、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这些卓越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这样成就非凡的文学大家，还有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张大千、齐白石这些杰出的艺术宗匠，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侯德榜这样驰名世界的科技精英，都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真可谓群星闪耀、蔚为壮观。不论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还是教育学术，此期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繁荣期和高峰期。当代一位著名史家在谈到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时，曾不无自豪地说：“史学界成果丰硕，人才辈出，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陈垣、胡适、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范文澜、钱穆、翦伯赞都是大师级人物，仅20世纪前期，这样的大师出现十几位。中国号称历史学发达国家，同时期产生这么多历史名家也不多见。司马迁死后一百多年出现班固，班固死后一百几十年才出现陈寿。18世纪乾嘉时期史学家很多，但也只有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全祖望、章学诚、崔东璧几位大家。像20世纪产生这样多的杰出史学家是史无前例的。这应该是史学界的骄傲。”[3]这里所提到的十几位史学大师，除章太炎外，其他人的史学成就都是在民国时期取得的，这也可以说是民国史学、民国学术乃至整个民国文化辉煌成就的集中体现。
也有人把民国时期比作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认为“此一时期学术思想之多元、学派之纷繁，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差可比并”[4]。其实不只学术如此，整个民国文化也颇呈多元竞胜、百舸争流之势。这种文化繁荣局面的形成绝非统治者恩赐的结果，而是中西社会文化交流互动、致使专制统治多少有些失控的缘故。
当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封建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影响广泛（尤其在农村），民国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民主和科学的发育程度还十分低下，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历史将中华民族文化更大发展的使命，留给了今人。
以往，关于民国文化的通史著作主要出版过两种：一种是我国台湾学者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1981年版，4卷）；一种是大陆学者史全生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1990年版，3册）。此外，傅长禄先生所著《中国现代文化史略》（1991年版），也基本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文化历史的。这些论著各有特色，对民国文化的研究有开拓之功。
本卷由黄兴涛主编，各章节撰写分工如下：
绪论，第二章，第四章第二、第三节及第十三章，由黄兴涛撰写；第一章由宋卫忠、黄兴涛撰写；第四章第一节由宋卫忠撰写；第三、第九、第十四章由俞祖华撰写；第五、第八章由左玉河撰写；第六、第七、第十五章由李少兵撰写；第十、第十一章由雒启坤撰写；第十二章由匡雁鹏撰写。
学术如积薪，后来者本该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由于我们学识不足、时间仓促、加之篇幅的限制，现在所完成的这部书，不如意之处还甚多。不过我们所努力的方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将宏观把握和部类描述两相结合。这也是整部《中国文化通史》所提出的体例要求。本卷前四章专门探讨和记述了民国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文化的时代精神、重要的文化论争以及国际国内的文化交流，这是以往诸著所忽略的，但愿它们将有助于对民国文化的贯通了解。后面各章则叙述文化各部类的发展情况。其中“伦理道德的变革”和“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的建设”专章，是我们所新设。[5]在文化具体部类的写作中，我们也力图对其发展的线索和特点加以勾勒，不过程度参差不齐，总体说来尚显粗略，希望同行师友不吝赐教，以便我们今后能有所改进和提高。
注释
[1] 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前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中有类似的概括，我们也大体同意该书以此为依据对民国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只是略有调整。
[2] 秦孝仪：《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3册，1257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
[3] 戴逸：《继往开来前程似锦》，《光明日报》，1997-10-14。
[4]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华读书报》，1996-12-25。
[5] 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虽未设专章，但在“学术研究”一章里，曾专门叙述了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和教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