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以教育为例，此期教育改革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就是杜威所宣传的平民主义（或称民主主义）教育。它强调接受教育权的平等，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重视实验精神，对推进中国现代教育的形成，其功甚伟。在此思想影响下，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组织纷纷成立，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蔚然而兴。运动者的目标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反对教育特权、追求教育普及的宗旨则完全一致。他们高呼：要“踏平这个高高低低的社会，第一步须得打破那些‘愚民政策’，开放这种‘独占的教育’，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一般神圣的平民身上”[12]。这一运动在五四以后发生了明显分化。晏阳初等人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最大手段，终其一生为之奔忙。中共后来在解放区所实行的普及教育的努力，也是对这一运动的发展和超越。从教育的内容来看，此期的教育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不仅高等教育里科学成了施教的重心，初等教育里亦然。特别是1922年颁行新学制之后，自然科学课程更是成倍的增加。20世纪20年代后，科学实验也在学校中迅速普及开来。就教育方法而言，那种一味的灌输式和教训式的传统教法受到了挑战。“启发式”教育，即注意按照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以养成学生的自动自治能力的教育方式，受到教育界的普遍重视和提倡，不少高校中还实施了学生自由选课制度。与此同时，调查、统计、测验等方法，也被较广泛地引入到教育之中。智力测验、阅读心理调研活动普遍开展起来，并直接服务于教学，从而部分改变了那种脱离受教育者心理、生理特点、主观施教和机械考核的旧办法，提高了中国教育的实证化与科学化水平。在中国，教育本身因之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也始终贯穿着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挚热追求。五四文学革命的旗帜上，就鲜明地写着：要推倒“贵族文学”和“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文学形式的历史性变革——白话文运动的开展，更被陈独秀明确称为文学上的“德谟克拉西”运动。从五四时期开始，揭露和鞭挞封建蒙昧主义成为中国文艺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和《祥林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将此一主题与白话文的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此类作品，文学史界名之曰“启蒙主题文学”。另外，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延安时期崛起的“工农兵”文艺，也都是追求民主精神的直接产物。这一时期，文学家自觉追求文学形式的多样与自由，大胆地表现和张扬个性，成为民主精神渗透的另一种表现。至于现代文艺学、文艺美学、文艺评论的兴起和发展，则集中体现了此期科学精神对文艺的影响。它们将创作内容、创作形式、创作风格乃至叙述模式和审美心理等各种文艺问题，自觉而严格地置于现代科学思维和理性主义的观照之下，积极引导和推动了文艺的现代化进程。
在新闻出版领域，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同样强烈而执着。整个民国时期，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为把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写在法律条文上的“新闻出版自由”变成真正的现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许多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邵飘萍、史量才、邹韬奋等人堪为杰出代表。“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13]。邹韬奋的这段名言，成为新闻出版界崇尚民主精神的最好写照。1935年12月，71名上海新闻记者联名发表《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公开反对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制度，他们严正声明：“我们绝不忍再看我们辛勤耕耘的新闻纸，再做掩饰人民耳目、欺骗人民的烟幕弹……我们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所以，我们不必向什么机关请求、哀乞，我们应该自己起来，争取我们自己所应有的自由”。[14]斗争虽未取得直接结果，却表明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自由民主意识、现代职业意识空前增强了。同时，为更好地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新闻出版界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视自身的科学化建设。在印刷、装帧和传播等方面，大量采用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新闻自身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换言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闻是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操使的舆论工具。而“新闻学”，就是“研究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解释和说明其自存的规律和因果性”的系统科学。这种逐渐把新闻出版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努力，使中国的新闻出版水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崇尚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在学术和其他领域也都有体现。这一时期，学术自由成为现代学者普遍信奉的原则和追求的理想（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乃其范例）；民众的活动成为学术研究真正关注的对象（如现代民俗学兴起；新史学突破了“帝王将相家谱”的旧写法等）。同时，人文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需要使用科学方法，也已变成了知识界的一般常识。且不说蓬勃兴起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的研究者，即使热衷于所谓“国学”或“国故学”研究的人，也无不认定“科学方法”的重要。《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就坦言：“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在方法上、材料上都应该向西方和日本学习，“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于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崇尚民主与科学成为民国文化发展主要的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已很充沛，更不意味着此期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已有很高水准，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本书“绪论”里所提到的，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包袱的沉重，在中国，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并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来自专制与迷信的顽强阻挠，付出血的代价。其蜕变之艰难，常常令爱国志士们为之扼腕。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主和科学毕竟已为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崇尚，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可以说真正开始在中国文化中奠基下来，这无疑是民国文化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