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后，中国的科学思潮大体沿着三条轨迹发展，一条是中国科学社所代表的路径：把理性主义贯穿到建构自然的科学知识系统之中，努力将西方近代科学本体移植到中国。此一路径得到了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在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绩；另一条是共产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路径：即崇信思想的科学或科学方法论，并加以传播和实践，它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认为“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9]，从而为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至于各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学说的传播及其学科体系的建构，则属于第三条轨迹。三者之间难免有矛盾和冲突，但都高揭科学的大旗，呼吁中国的科学化建设，为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做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国范围内曾兴起一场较大规模的科学化宣传运动。热心于运动的人士集合起不少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有北平、天津等分会）。他们声明：运动的使命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广大中国未来的生命”[10]。为此，他们创办了《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实现“科学化”的必要，并尝试着探讨入手办法，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运动还提出了“社会科学化”和“科学社会化”的口号，强调“社会科学化”应以“科学的社会化”为前提，其实质是“民众科学化”，即考虑到民众如何接受科学的实际问题。正如《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所表明的：他们是“想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这样，科学化运动就更好地体现了与民主和民族运动的自觉结合。此种认识和运动，显然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发展和深化。不仅抗战时期，甚至抗战以后，都仍然能够看到此一运动的余波。[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