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并不始自民国，但对这两个观念有较为明确深入的了解，响亮地提出这两个口号，将其视为西方先进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却是在进入民国以后。换言之，只有到了民国时期，民主与科学才真正成为了一种彼此有机联系的社会意识，一种逐渐深入人心的文化价值观念，一种引导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
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从来不曾停歇，以此为宗旨的思潮和运动接连不断。率先举起这两面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人深情地呼唤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后来，他又将民主与科学生动地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明确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从而将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深地烙在了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五四运动以后，追求科学、民主的思潮和运动继续得到发展。科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科学派、唯物史观派反击玄学派的“科玄论战”；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以前“科学救国论”指导下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左翼人士从事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民主方面，则有胡适、罗隆基发动的资产阶级“人权运动”；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抗战后期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民主建国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左翼文化人还曾发起一场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自任，再次将民主与科学并提作为启蒙的目标，显示出文化思想与运动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同晚清相比，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因此对它们的追求也变得更加明确、强烈而执着。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理想，此后则明确认识到，它还是贯穿于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一种普遍合理、应当遵行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正如李大钊1919年2月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3]同年3月，谭平山也说：“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为何？稍有识者，莫不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次年又说：“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这种认识代表了当时新式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4]至于自由平等，人们则认为，其价值核心又在于尊重个性、发展“个人”自主的人格。陈独秀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观念置于现代意识之首，主张“个人本位”；胡适撰写《易卜生主义》一文，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都是基于此种共识。“个人”的发现，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最能表现出它区别于此前二千余年的传统文化的地方”[5]它对此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