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社会流动的范围急剧扩大、频率迅速加快，也是民国社会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除了大规模的长期的国内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原因之外，它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也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社会闭塞状态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打破，中外之间、城乡之间、各地之间、各民族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甚至一般男女之间的交往都较以往大大增多，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特别是中外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国更加融入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
二、社会变化对文化的影响
民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此期政治经济的显著影响，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态势。
其表现之一在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近代新文化成长的物质基础，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确立和维持，又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某种“合法”空间，并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从而使得民主自由成为统治者无法从根本上予以遏止的时代潮流。
诚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均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共和，“中华民国”不过沦为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但这块有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为之支撑的招牌绝非可有可无。有了这块招牌，统治者在进行政治欺骗时，就不能不受到它自身的某种限制，从而有所顾忌。同时，这块招牌也成为时刻提醒、激励人们向往和追求真正民主理想的一种象征，一种反对封建复古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合法”而有力的斗争武器[3]，甚至成为统治者内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攻击的有效手段。有了这块招牌，统治者便无法完全压制或消除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而且塞愈严则流愈急。民国时期，许多进步文化运动的发生，都包含着直接反抗统治者压制民主文化发展的因素在内。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国民党统治下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如此。总之，由辛亥革命引起的政治体制的变化，必然促使封建专制因素日益受到削弱，民主主义因素不断得以增长，这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其表现之二在于：伴随着新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得以出现和成长起来，并通过与各种文化的激烈争论和斗争，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从此，中国人在文化问题上真正地由被动转为了主动。
就在中国人满腔热情地追求西方近代文化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种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丑恶现象，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出来。于是，许多中国人对他们所一向尊崇的资产阶级文化产生了怀疑。当时西方社会也有不少人出于对自身文明的失望，提出了向东方和中国学习、用东方文化来拯救西方文化的主张，一部分敏感的中国人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反省。保守者则鼓吹起传统文化的优越来。更多的中国人此时陷入了迷茫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受到极大鼓舞，他们认识到苏维埃俄国的道路，既能使其超越封建文化、又能使其避免民族虚无主义，是一条较为理想的文化之路。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之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运而生。找到了新的思想武器和文化道路的中国人，在文化问题上一改昔日的被动状态，以极大的主动和创造精神，开始了新的文化追求，从而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景象。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进步、最有前途的文化，它在专制主义的压制下崛起，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文化的搏争中壮大，直至确立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