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失陷和皖南事变为转折点，抗战文学的主题风格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而开始显示出其史诗般的浓郁、凝重和博大。暴露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社会的黑暗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主题。茅盾的《腐蚀》以敏锐的政治嗅觉，通过被腐蚀下水的女特务赵惠明的心灵告白，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统治的血腥罪行和顽固坚持分裂政治路线的反动行径。手法新奇别致，用笔含蓄曲折，文辞机智闪烁，注重氛围的渲染和时序的颠倒错杂，隐喻、暗示、象征的广泛运用使小说扑朔迷离，神秘幽凄。宋之的《雾重庆》则以沉痛愤慨的心情描写了知识分子因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而没落。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以感伤的抒情笔法描写在卑微平凡的生活重压下的知识分子孤寂灰暗的心理。巴金的《寒夜》也表现小人物被生活毁灭的悲剧。艾芜的《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等则暴露了国民党统治下四川乡村政权的腐败和堕落。沙汀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在其香居茶馆里》、《联保主任的消遣》等作品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国民党后方统治的黑暗，对那些借抗战以营私、大发国难财的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的可憎、可笑、可鄙之处发掘出来，投以毁灭性的笑。1942年，他还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淘金记》。小说以开采烧箕背金矿的事件为线索，写土豪劣绅们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刻画和展示了各具性格的地方阶级群丑图，同时它还是一幅乡土气息十分浓郁的四川农村风俗画。“野草”作家群的夏衍、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等人的杂文在新时代下也显示出勃勃生机。他们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明是非，论逆顺，辨邪正，既鞭挞了现实的丑恶，也揭破了历史的真相。
从抗战后期开始至解放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继续着国民性探索的主题，在大力弘扬民族正气的同时，也犀利深刻地解剖着各种民族精神痼疾，将抗日救亡的时代要求与对民族新生的呼唤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老舍的《四世同堂》。这部小说写于1946—1949年（当时老舍在美国），它描绘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的8年间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在广阔而又复杂的背景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城市的社会面貌，展现了那个动乱、悲苦、复杂的历史时代的生活画卷。它展示的是现代中国最深刻的历史巨变之一，显示的是历史发展的某些根本的规律，情节曲折复杂，众多的人物各具特色，喜剧与悲剧相互交织，借北平沦陷区一条小胡同里的悲欢离合，从容地反映了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气度恢弘，容纳丰厚，是反映抗战救亡的文学中仅见的史诗性巨著。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钱钟书的《围城》，小说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作者擅长心理描写，将抗战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面貌刻画得精微入妙，令人叫绝。
二、解放区文学的兴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呈现着另一种新面貌。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另一个抗战文艺中心，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使边区与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文艺刊物纷纷创办，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文艺社团。抗日的朗颂诗、墙头诗、传单诗及抗战歌曲十分流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不能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为了解决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和根本弱点，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阐释了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文艺必须服从于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