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击这股逆流，上海许多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讨论文章，汪懋祖、许梦因的观点遭到不少人的驳斥。后来，讨论的中心转移到“大众语”的问题上。最初提出“大众语”这个名词的是上海的陈子展。1934年6月18日，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认为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分出胜负，现在应该比白话更进一步，“提倡大众语文学”。并认为，所谓“大众语”，“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标准的大众语，似乎还得靠将来大众语文学家的作品来规定”。他又说：“所谓大众，固然不妨广泛的说是国民的全体，可是主要分子还是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等。”6月19日，陈望道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对“大众语”的性质作了补充说明。他认为陈子展只提出了说、听、看三样为标准是不够的，写也一定要照顾到。要符合“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条件，才能说是大众语”。后来在《大众语论》中，他对这个定义作了修饰，改为“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语言。”同年7月，陈望道又在《中学生》第47期发表《这一次文言和白话论战》，认为此次论战“场面的广阔，论战的热烈，发展的快速，参加论战的人数的众多，都是‘五四’时代那次论战以后的第一次”。
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如叶圣陶、胡愈之、吴稚晖、傅东华、胡适、夏丏尊、黎锦熙、胡绳、任白戈、徐懋庸等，都发表文章参加论战，其意见也相当分歧，约可分成大众语、文言文、（旧）白话文三派。大众语派主张纯白，文言文派主张纯文，旧白话文派主张半文半白，或叫不文不白。陈望道是这次论战的主将。1934年6月10日，他给周予同等人写信，发起大众语运动。信中说：“弟近鉴于复古气味极重，如不努力，连以前我们曾经拼命争得的一点白话，也将不保。已约了十几人，作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曾经会过一次，举了一人做宣言。”陈望道提出，要做到普及大众语，“有三种统一必须都做到。（1）是语言和文字统一，这样笔头写的便是口头说的，不另学一种不必说的语言，自然省事省力，容易普遍。（2）是统一各地的土话，这里写的别的地方的人也看得下，这也是容易普遍的一个条件。（3）是统一形式和内容，不止语言形式接近大众，就是意识内容也接近大众，说的不是违反大众需要的话，也是容易普遍的一个条件”。“现在大众语派正在努力的，积极方面便是探求做到这一步的途径，消极方面便是破坏做到这一步的障碍的工作。”陈望道所强调的“三种统一”，代表了这次大众语讨论的最高水平。
大众语运动的开展，是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和深化，对建设真正的“国语”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国语”建设的其他方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言文占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的国度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20世纪30年代，要建设一种新的、现代的书面汉语形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书面汉语的现代化不仅只推倒文言便算成功，还要统一各地的土话，确立标准语，推广普通话，还要在意识内容方面做进一步的工作。因此，与推广大众语同行的是确立现代标准汉语的国语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