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白话文，胡适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发表了更为成熟的看法。他说：“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但他的这种观点，仍然是以施耐庵、曹雪芹式的白话为主体，使“今日的白话”只处于“补助”地位，因此在30年代招致了人们的批评。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白话的标准问题、基础方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五四白话运动的业绩之所以远远超过晚清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因为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将白话代文言视作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和思想启蒙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身体力行的“善作白话者”。蔡元培先生在评价晚清的白话运动时曾指出，“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胡适在1934年发表的《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也说：“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自己就根本瞧不起他们提倡的白话。他们自己做八股策论，却想提倡一种简易文字给老百姓和小孩子用，殊不知道他们自己不屑用的文字，老百姓和小孩子如何肯学呢？所以我们在十七八年前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时，决心先把白话认作我们自己敬爱的工具。”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也谈到实践白话文的转变过程。他说，1917年国语研究会虽然主张改国文为国语，但“自己做的这些文章，都还脱不了绅士架子，总觉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而‘的么哪呢’究竟不是我们用的”。后来，在胡适从美国寄回来的白话明信片的暗示下，“才觉得提倡言文一致，非‘以身作则’不可。于是在京会员中，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和二三十岁的青年，才立志用功练习作白话文”。1918年5月，《新青年》的文章全部改用白话文。到1919年，《每周评论》式的白话小报全国有四百种之多。1920年以后，一些著名的刊物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改用白话文。192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全国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并废止原来的文言教科书，白话文的地位大大提高，阵地基本上巩固了下来，最终跃居于汉语书面语形式的领导地位。文言文的使用率则越来越低。
白话文的广泛运用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与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交流。不仅其应用范围日益扩大，而且体系也日益完善，反映现代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词语大量涌现，如“逻辑”、“话剧”、“托拉斯”、“前列腺”等[2]外来语成分、方言词成分也不断增长。可以说，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的基本词汇体系，都是在此时奠定的基础。这些用语和词汇早已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密不可分。
然而，白话文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有波澜。当时的许多文人对文言文难舍留恋之情，文言文仍有相当的势力，其代表人物是章士钊。当时，章士钊在他主办的《甲寅周刊》上布告征文，不要白话。他主持的农业大学招收新生时，也“限令不为白话文”。当了教育总长后，又下令尊孔读经。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育机关禁止使用语体文，一般公文、广告及应酬文以至政府机关的各种考试和许多报刊文章都使用文言文。1934年5月，南京和上海之间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白之战。汪懋祖在《时代公论》110号上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将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现代体语文”比之为“洪水猛兽”，赞扬文言是“轻便之利器”，而贬低白话为“粗笨之工具”。并颂扬“何（键）、陈（济棠）辈之主张尊孔读经”是所谓“豪杰之士”。《时代公论》第117号还发表了许梦因的《告白话派青年》，认为“白话必不可为治学工具。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并说“白话之实质，为外国的而非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