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书面汉语一直以文言为正宗，使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节。一方面这种以文言为正宗的书面语有助于中华民族多民族、多方言的统一国家的维护和中华文明的巩固；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言自身的局限性暴露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先进科技文明对古老中国文化的冲击，以文言文为书面语越来越成为社会变革、文化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文言文退出统一书面语的历史舞台，用现代书面汉语取而代之，乃是近代中国汉语语言发展的必然方向。而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这三个时期。现代书面汉语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密切相关。
一、从白话文到大众语
19世纪末，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出现了要求书面汉语改革的潮流。站在这个潮流最前面的是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等人。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讨伐文言，而且成绩显著，形成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清末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功绩是动摇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为白话文的登台作了相当的舆论准备。但是，那时的白话文运动没有把废除文言与反封建结合起来，推崇白话主要还停留在制造舆论上，没有产生像样的白话文作品，甚至有不少主张废文言的文章本身就是用文言写成。所以，经过后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白话文才开始真正取代文言而成为文坛正宗。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伟大功绩所在。五四时期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发民智”，不仅仅是要反对文言这种早已僵化的书面语形式，而且要反对以文言为表现形式的封建文化内容，提倡科学和民主。
1919年，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始发轫，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和刘半农等人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1919年1月，留学美国的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由此揭开了新一轮白话文运动的序幕。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一反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主张：“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在文章中还提出了八条改良原则。对于被正统派视为文学小道的、与现代书面汉语一脉相承的白话文学推崇备至。继《刍议》之后，1919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在文中，陈独秀举起了白话文运动的伟大旗帜，并提出了实行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这“三大主义”之中的每一个“主义”都包含着书面汉语的革新问题。同年，在复胡适的信中，陈独秀更坚定地表示，“以白话为正宗”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钱玄同也挺身而出，积极支持白话文运动。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不仅绝对赞同胡适的观点，而且主张“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责之。”1919年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完全等同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的意见。他认为要“废文言而用白话”非一日之可成。要“以前此研究文言之功夫研究白话，虽成效之迟速不可期，而吾辈意想中之白话新文学，恐尚非施（耐庵）、曹（雪芹）所能梦见”。他还提出：“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要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具，固不仅正宗而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