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大批西方建筑在中国出现，近代西方建筑类型和技术涌进中国，使中国的建筑出现外来式、中国式和现代化的中国式三种主要形式。在民国初期，外来式和中国式建筑泾渭比较分明。外来式建筑主要分布在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的各租界内，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中国式建筑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山陵，它是中华民国建筑史上一项重大的建筑艺术成就。1927年公开征图，条例中规定：“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著名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的方案在竞争中取胜。工程由姚锡舟承建。全陵在总体上采用传统的陵墓布局形式，但在局部处理上则时有创新，特别是吸取了新的材料和新的技术工艺，为中山陵增色不少。全陵气象宏伟壮观，殿堂又显得庄严肃穆，为稍后将要出现的一幢幢中国式传统建筑树立了榜样。
中国近代新型建筑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它突破了封建社会后期技术迟缓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微弱但富有创造性的技术体系。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建筑和公寓式里弄建筑，在各个城市广泛采用，从总体上趋向于环境、空间的拓展和造型、装饰趣味的追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大体量的高层建筑30年代之后层出不穷，如1931年建造的24层的上海国际饭店，其设计艺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建筑装饰工艺也伴随着现代化建筑的发展而成长。砖雕、石刻、木装修、石膏花饰、水磨石、马赛克、琉璃饰件、青铜装饰等，都为创造出优美的建筑群增辉。上海的汇丰银行、江海关、沙逊大厦，北平的大陆银行，天津的老西开教堂等，都凝结着现代建筑装饰的工艺成就的精华。建筑教育也开始兴盛，各大学建筑系相继成立。但当时著名的建筑师多从国外留学归来，所崇尚的风格也多种多样。专门的建筑学术研究机构很少，最负盛名的是1928年朱启钤发起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学社以整理和诠译营造古籍和调查测绘古建筑遗物为使命。其主要人员刘敦桢和梁思成密切合作，先后走遍了中国16个省、200多个县，考察城市与乡村居民和传统城市建筑达2000余处，整理出许多古建筑基本知识和历史发展的框架，为研究中国古建筑开辟了康庄大道，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研究人才。
梁思成（1901—1971）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史论家。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办者。最早从事敦煌建筑艺术研究的创导人。他在大学主讲并著有《中国建筑史》，内容丰富完整，还应邀赴美讲授中国建筑，门生遍天下，有“中国建筑泰斗”之誉。
清代晚期，中国的陶瓷业面临了一次深刻危机。民国以后，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业开始转换发展方向，以工艺美术瓷为主，以仿古细瓷和传统瓷雕工艺为主要产品与洋瓷竞争，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瓷质上不仅有“白如玉、声如磬、薄如纸、明如镜”的盛誉，同时在工艺瓷装饰上也丰富多彩，冠绝一时。广东石湾的陶塑别有一番风韵。在民国时期，石湾陶塑仍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它植根于乡土民间，工艺手法新颖独特，泼辣大胆，想象力丰富，生活气息浓郁，深受国内外的喜爱。
这一时期，北京的特种工艺与国际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特种工艺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达到**，年产值都在200万美元以上。其中最著名的是景泰蓝、地毯、雕漆和玉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