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民国中期，书坛的风气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变。书法家们大都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故跃起于书坛的大家众多，书体不一。如郑孝胥碑帖兼长，吴敬恒擅长楷行，周庆云参习汉隶北碑，易儒善于篆隶行楷。书坛风气的活跃和风格的多变，加快了书坛近代化的节奏，其中章太炎的“章草”和于右任倡导的“标准草书”影响尤大。为了提高书写节奏，促进社会的现代化，章太炎极力提倡章草，认为章草是汉字书写最简便的方法，因而对章草法帖极为搜求，加以整理。而他的书法成就，则得益于其精深的文字学修养。对章草的提倡确实开创了民国一代新书风。后来于右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推导“标准草书”运动，在书学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于右任的早期书法以行楷为主，力学北碑，并参入篆草隶法，雄强博大，沉着洒脱。中年以后，精研草书，力求“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他从历代名家的优秀书法中寻找美观易识的代表性符号，给形体多变的草书定型归类，释例说明，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对书法艺术的普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他的草书以魏碑笔法为脉，博采约取，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流畅自然，形美笔简，劲健奇崛，仪态万千，可谓卓然大家。在20世纪30年代享誉书坛的还有赵子云和马公愚。二人皆为吴昌硕之高足。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民国后期，书坛已是群雄逐鹿。马一浮、诸德彝、叶品三、邵元冲、华世奎、傅增湘、欧阳渐、骆文亮等各领**。而其中之杰出者当数沈尹默。其余王树人、潘伯鹰、胡小石、童大年、赵尧生也各有所长。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而民国初期，丝织印染工艺原地踏步，不见起色。刺绣工艺却异军突起，人才济济，名秀丛起。1911年，著名工艺家沈寿在天津开办了绣工传习所，1914年应张謇之聘，至南通主持女红传习所，培养了大批刺绣人才。沈寿是近代苏绣的代表，她所创造的“美术绣”使苏绣驰名中外。杨守玉开创了中国刺绣史上独树一帜的“乱针绣法”（又称画绣）。她吸取了西洋画的技法与色彩，针法长短不一，交叉组合，使绣面具有阴阳凹凸的油画效果，极富感染力。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此时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时名家杨季、文谷怀、朱树芝等为湘绣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最负盛名的是廖家惠。
民俗工艺雕刻在民国初期尚有一线生机。天津清末艺人张明山所创立的“泥人张”至其子张玉亭时达于鼎盛。张玉亭的作品以古代仕女及当时社会生活的下层市民最具特色，代表作有“王昭君”、“花木兰”、“三百六十行”及“摩登女郎”、“钟馗嫁妹”、“吹糖人”、“卖糕人”等，皆形神毕肖，惟妙惟肖。惠山泥人的影响更大，杰出的艺人有丁阿金、周阿生等。木石雕刻民国初年以福建、浙江两地最为普及。东阳木雕和黄阳木刻各扬一时，而青田、寿山石雕也擅名天下。湖南的**石雕工艺堪称一绝。著名工艺师戴清升的**石雕《梅花屏》等，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奖。竹雕工艺则以江苏嘉定为最。传统的木刻年画业在清末因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而式微，退出城市而转向农村。在北方的天津，只有杨柳青一带的年画水平较高，成就较著。其余河北武强，山东的阳谷、高密及山西南部地区的年画也有一定的规模。
传统的漆器工艺民国初期仍保持了较高水平，比较著名的产地有扬州的“梁福盛”号和福建的“沈绍安”号。“梁福盛”号以生产小件漆器为主，“沈绍安”号则以脱胎漆器享名一时。北京地区的“京式”工艺在民国初期独树一帜，内画壶、风筝、铜器、玉器、地毯和金银器制作都有较高水平。北京、天津的风筝名家哈长英、魏元泰制作的风筝，北京“文盛斋”制造的宫灯和纱灯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均获得金银大奖，为中国民间美术赢得了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