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特殊形势之下，“美术救国”运动与现实主义艺术结伴而生。在前线战场，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活跃着美术家们的身影。创作活动风起云涌，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人民的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日寇的烧杀掳掠以及汉奸土劣和贪官污吏的种种丑态，都成为美术表现的主题。木刻漫画得天独厚，流行于前方后方，成为新时代现实主义艺术中最得力的劲旅，吴作人组织的“战地写生团”，冯法祀的抗战写生，李桦的战地素描等都创作了许多富有时代感召力的作品。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冯法祀的《平型关大捷》、《捉虱子》；唐一禾的《女游击队员》；王式廓的《台儿庄大血战》；李可染的《为死难者同胞复仇》；陈抱一的《流亡者之群》等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形式揭示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和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此同时，旅行写生活动极为频繁，从西南到西北，从山乡僻壤到戈壁大漠，过去一向无人问津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生活被美术家们攫住，一变而为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审美现实。而“十字街头”美术——抗战宣传画，以独特的形式被广泛地高悬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十字街头，极大地发挥了美术的宣教功能，这是大众化美术的时代**。大后方募捐献金画展云起，甚至走向世界，这种募捐画展以中国画家张善子的抗日宣传画暨筹赈画展为著名。他不仅在国内多次举办画展，而且多次出国到欧美等地举办画展，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古元绘《人桥》
在国家的生死存亡面前，木刻家们自觉运用手中的刻刀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由于取材方便，新兴木刻得以蓬勃发展，木刻家们不仅举办了多次抗战木刻展览，而且出版了许多木刻刊物，办了各种形式的木刻训练班。1938年6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40年被国民党当局取消。1942年1月，王琦、丁正献等人又在重庆成立中国木刻研究会，不仅在各地有分会，还多次将抗战作品选送苏、英、美、印等国展览，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支持。在红色边区，木刻艺术的运用更加广泛，内容则充满浓郁的生活和战斗气息。活跃于红色边区的木刻家有古元、力群、彦涵、江丰和杨涵等。
漫画在抗战的新形势下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上海漫画界成立了“漫画救亡协会”，并创办了《救亡漫画》杂志。同年8月底，漫协派出的漫画队奔赴全国各地，举办各种漫画展览，创办各种刊物。较著名的漫画家有张乐平、华君武等人。
20世纪40年代之后，中国画坛出现了新的转机。一方面，画家队伍不断扩大国；另一方面，许多西洋画家改作中国水墨画，使传统绘画重振旗鼓，中国画的现代化发展成为事实。李可染、关良、丁衍镛、陈之佛、朱屺瞻、杨秋人等画家的作品都在中国绘画的传统形式之下渗透着西方艺术精神，中西合璧，意境清新。国画队伍也逐渐扩大，江寒汀、伍蠡甫、陆俨少、谢稚柳、贺天健、诸乐三、王个簃等人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时期国画艺术的代表。西洋画也逐渐走向民族化，张眉荪、唐一禾、董希文、吴作人、吕斯百等人不仅在其作品中越来越多地运用民族绘画的技法和神韵，而且在内容上更切近于现实主义，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生活的时代。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吴作人，当时徐悲鸿推崇为“中国艺坛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油画的民族化和现实主义方法相结合的探索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代表作有《擦灯罩》、《负水女》、《藏童》等。其油画风景《青海之滨》、《戈壁神水》、《雪原》等，构图新颖，境界开阔，既能够为中国老百姓所欣赏，又具有着令人神往的艺术魅力。因此，时人称赞说：“中国的西洋画家走上‘西洋画中国化’的正确路线的已经不少，吴作人即是其中的一位杰出者。”[1]
潘天寿绘《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