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学校的艺术教育之外，各种各样的艺术研究机构也是促进民国美术兴盛的主要原因。这些艺术研究机构往往兼具研究和实践两种职能。对各门类艺术的深入研究是提高艺术水严的重要前提，而吸收、消化西方艺术精髓的创作实践则更促进了各门类艺术的提高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在戏剧艺术领域，许多团体，如田汉的“南国社”等，便兼具研究和表演的性质。在音乐艺术领域，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等也是成绩斐然。但总的来说，音乐方面的专门研究机构在民国时期还显得较少，不够发达。而在美术领域，情景却大不相同。书画社于民间发起，肇始于上海，也首先兴盛于上海。早在清末，小蓬莱书画会、平远山房等社团便名震一时。民国以后，美术社团纷纷成立，研究与创作兼顾。民国初期著名的美术社团主要有东方画社、天马画会、晨光画会、苏州美术会、中国画学研究会、艺术社、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等。社团的兴盛，是美术家们群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他们聚合起来，形成一股艺术力量，问鼎社会，向人们展示时代精神，从而使民国美术的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学习欧洲的美术运动此起彼伏，大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青年画家学成归来，执教于各艺术院校。他们受西方现代艺术教育和现代美术风格流派的影响，雄心勃勃，志向高远，组织美术团体，致力于新艺术运动。他们思想活跃，富有朝气，各种形式流派的社团共存，并以创新、中西合璧、促进中国文化复兴为奋斗目标。比较著名的美术社团有蜜蜂画社、中国商业美术作家协会、中国女子书画会、中华全国美术会、艺术运动社、决澜社等。仅国立艺术院就有书画研究会、实用艺术研究会、水彩画研究会等20多个美术团体。这些美术社团已远远超出民国初期中西美术社团对峙的格局，而转向多元化、专业化和现代化，使民国美术呈现出万花筒般的五彩纷繁的景象。这些社团中最有活力的是像“艺术运动社”、“决澜社”这样的“初生牛犊”，他们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青年，如林风眠、吴大羽等。他们从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熏染到致力于中国的新艺术运动，欲与西方现代艺术争辉，因此有超越于一般社团的宏愿和气势，起点和愿望也比当时一般的美术社团高和先进。他们对推动中国现代绘画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民国时期的各种艺术运动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还有西方艺术理论和精神的广泛传播。在音乐领域，民国初期的乐坛是一片待开垦的荒土，许多音乐家在进行创作的同时努力研究中西音乐理论，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萧友梅著有《普通乐学》、《和声学》等，戴逸青著有《和声与制曲》、《指挥概述》、《配器法》等；王光祈的理论著作更为丰富，有《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音乐史》等15部，是当时最有成就的音乐理论家。著名艺术教育家丰子恺也写下了不少理论著作，对普及音乐知识做出了突出贡献。
美术领域的新思想和新思潮所掀起的波澜影响最大。1919年冬，在新艺术教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第一个美育学术团体“中华美育会”成立，并创立《美育》月刊。《美育》探索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寓学术性于通俗性之中，刊登了许多优秀的艺术理论文章，如吕澂的《论美意识的性质》，邢绍武的《图画之内容与吾人心理之关系》，丰子恺的《画家之生命》，周玲荪的《教授音乐应该怎样》、《新文化运动和美育》，欧阳予倩的《什么叫社会剧》，李鸿梁的《西洋最新的画派》等。这些文章内容精辟，影响广泛，对当时的新艺术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艺术的强力冲击下，中国画的前途也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适应时代的需要，“美术革命”论因之而起，并引起空前的大争鸣。“国粹派”在“革新派”的冲击下，提出了不少有益的问题以维护中国传统美术的地位。因此，这种论争既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必然反映，也是新美术运动在美术思潮上的理论体现。两派都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召，探寻着中国美术的发展道路。
民国中期，随着美展举办的热潮和美术刊物的大量创办，新艺术思潮达到新一轮的高峰，影响也更为深远。在新艺术思潮中，总结20世纪前30年中国画坛发展的流派论和徐悲鸿与徐志摩所争论的现代艺术形式风格问题等影响最大。当时，中西融合的思潮呼声响成一片，国立艺术院“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便极具代表性。它是中国美术理论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的历史性变革，从观念和理论上都切中了时代的发展要求，为民国中期的美术创作实践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