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郭沫若在其著作中初步理清了先秦天道思想演进的脉络，使人们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流派的产生和变异有了大致正确的认识。吕振羽在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上起自殷代，下终于鸦片战争前，对近代以前各种思想流派的演绎更替，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各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加以论究”，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通史著作。侯外庐在1934年写成《中国的古代社会与老子》，此书将老子的思想放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去评价，着重研究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影响，为他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并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种种建树还不很成熟，明显存在着草创时期的痕迹。
四、毛泽东的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成熟时期。毛泽东极为重视历史学，把学习历史尤其是研究本民族的历史看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步骤，并就中国历史的某些问题作了阐述。
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要求全党“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不能没有历史知识。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不注重研究历史”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并列为3种“极坏的作风”，要求加强历史特别近百年史的研究。中共中央还作出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的结论来。
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毛泽东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研究历史，把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6]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屡有阐述，包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反作用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等。毛泽东又强调研究历史必须从实际出发，尽量搜集和占有详细的材料，根据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