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20世纪初汉晋简牍、敦煌写本的发现，成为中国科学考古学诞生的前兆。
罗振玉《殷墟书契》
民国初年，研究甲骨文最有成绩的有罗振玉、王国维、容庚、唐兰等人。1911年，罗振玉从历年收集的甲骨中精选3000余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8卷，于1913年出版；1914年，他又在日本编成《殷墟书契菁华》，后两年又作《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王国维为英人哈同将所得甲骨编成《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他还利用甲骨文资料写成《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8篇重要论文。其他还有黄心甫的《邺中片羽》，容庚、瞿润缗的《殷墟卜辞》，唐兰的《北京大学所藏甲骨刻辞》，孙海波的《诚斋殷墟文字》，李亚农的《殷契摭佚》，胡厚宣的《厦门大学所藏甲骨文字》、《华西大学所藏甲骨文字》。研究汉晋简牍的著作有向达的《斯文海定楼兰所获缣素简牍遗文抄》，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及其《考释》、《补遗》、《附录》，王国维的《屯戍丛残》、《流沙坠简补正》，罗振玉的《简牍遗文》，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等。研究敦煌文书的著作有陈垣的《敦煌劫余录》，许国霖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向达的《敦煌丛钞》等。
1912—1927年，我国开始出现了初期的科学考古活动。
1918年起，中国北洋政府开始与外国学术单位合作进行考古工作，聘请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作矿业顾问，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翁文灏等共同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采集工作。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的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采集到一批化石，1926年，师丹斯基在研究这批化石时，发现了一枚人牙化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1921年，安特生、师丹斯基及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地质学家袁复礼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获得一批石器和陶器，其中以彩陶为显著特征，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仰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之后，安特生又到甘肃、青海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又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安特生根据在仰韶和甘青地区的发掘著有《中华远古文化》、《甘肃考古记》、《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朱家寨遗址》、《河南史前遗址》等论著，将这些地区远古文化划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期，并认为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是从中亚地区传来的，甘肃北山与南山之间及兰州附近黄河流域为其交通上的孔道。
安特生所做的考古工作比较粗糙，他的一些结论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逐渐受到了修改和否定。但他在周口店首次发现人牙化石，以及在仰韶进行的首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仍具有重要意义。
和安特生大约同时在我国搞考古调查的法国天主教神父桑志华、德日进于1922—1923年在河套地区的宁夏银川水洞沟和内蒙古自治区萨拉乌苏河一带发现了河套人。
在欧洲的近代考古学影响下，中国开始建立考古学的学术团体，并主持野外发掘工作。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考古研究室，马衡任室主任。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又设立考古学会。1926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李济（1896—1979），湖北钟祥人。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这次发掘收获并不很大，主要是一些石器、骨器和陶器，发掘报告《西阳村史前的遗存》于次年出版。这样，中国人自己研究的近代考古学就开始了。
1927—1937年，是我国在考古学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