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和倡导者自身的限制，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存在着相当的缺陷，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在文坛盛极一时并发生重大影响的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它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开端。鸳鸯蝴蝶派文学善写才子佳人之类的言情小说，重视文学的消遣娱乐作用，一味强调“消闲”、“游戏”和“快活”。早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有徐枕亚、李定夷、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陈蝶先（天虚我生）等，其代表作品则是徐枕亚的《玉梨魂》，它被称为“言情鼻祖”。在五四运动之前，鸳鸯蝴蝶派文学几乎成为文学的正宗，独占文坛，征服了大部分读者。五四以后，在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抨击下，鸳鸯蝴蝶派文学一度受挫。但到20世纪30年代初，它又再度活跃，其代表就是张恨水（1895—1967）的《啼笑姻缘》。到20世纪30年代，又产生了秦瘦鸥的《秋海棠》。
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缺陷，在留学于日本和西方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弥补。他们开始建构新的文学观念，并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使中国文学获得了新的审美意识、新的文体形式和文学语言，从思维方式到表达方式，从具体作品到总体风貌，都脱胎换骨，重立纪元。鲁迅、胡适、郭沫若、欧阳予倩、闻一多、徐志摩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拓荒者。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
辛亥革命以后，给中国文学带来质变的文学革命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对世界现代文化的吸收和随之而来的思想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思考。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一是因为封建君主专制赖以长存的封建文化基础远未被铲除；二是革命者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精神隔阂。因此，思想革命被推上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他们认为，通过思想革命可以同时解决辛亥革命暴露出来的两大问题，既能通过对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批判来铲除封建君主政体的精神基础，又能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促进国民意识的现代化。而完成思想革命的主要途径是引进西方社会以民主和科学观念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于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向封建文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一场新的文化运动由之兴起。
胡适《文学改良争议》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915年《新青年》创刊不久，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索。陈独秀等看到了文学对思想革命的有力作用，要求国民意识的现代化必须与语言文学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留学美国的胡适主张“废除死的古典语文，改取活的语体语文”。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并鼓吹以“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并声明在“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当时对“文学革命”概念最全面的阐释。之后，钱玄同、刘半农等撰文响应。1917年7月，胡适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也同在北大任教。北大校长蔡元培开明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蓄主义，为新文学运动的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北大遂成为文学革命的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