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实行严密的训育制度。1929年7月，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市，遵照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规定的《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设置训育人员，开始在中小学推行训育制度，后又推广到大学。在小学教育阶段，最初开设党义课作为训育的主要内容，1932年后改为公民训练，1936年，教育部对原有公民教育条目大加修改，对训练的目标、内容、方法等作了详尽的规定。规定各校应设一公民训练委员会，主持训练事宜；各教员对于儿童公民实践应随时及分期纠正、考查、记载、统计、将结果填入成绩表报告儿童家长。在中学阶段，《中学教学规程》第六章“训育”专门规定：中学训育目标为陶融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并养成勇毅的精神与规律的习惯；中学校长及全体教员均负训育责任，指导学生一切课内课外活动；中学学生宿舍，须有教员住宿，负责管理之责；中等以上学校设置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员或公民教员，由经过审查的国民党员充任。在大学阶段，同样规定严格的训导制度：学生除必修党义课、军训教育外，还须接受国民党的训育教育，校务会议要经常审查学生的训育事项。国民政府通过严格的训育制度，企图把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严密地控制起来，使其成为忠于国民党的“健全公民”。
第二，采取严厉的组织措施，限制学生的思想行为。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同年10月又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施行细则》，规定学生团体“以在学校以内组织为限”，并“以不侵犯学校行政为限”；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的名义发布《整顿学风令》，责令学生应致力于学习，不得干涉行政，如有违令，便严厉制裁，宣布一切罢课集会行动皆为非法。接着，他又签署了《告诫全国学生书》，要求对于“破坏法纪之学潮，自与反革命无异，政府自当严厉制止，如法惩处”。同时，国民党又运用行政高压手段控制了各公立学校的实权，把国民党的势力渗透到教育界，并在各级教育机关和各学校中秘密建立特务组织，监视师生的言行。
第三，实行毕业会考制度。1932年5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为整齐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普通科学生毕业及增进教育效率起见，对于所属中小学应届毕业、经原校考查及格之学生举行会考，会考非各科及格不能毕业，由各省市教育厅局负责办理。1934年4月，又公布了《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规程》，通令各地严格执行。凡毕业的学生必须参加两次考试：第一次是学校举行的毕业考试，及格后才有毕业会考的资格；第二次是参加毕业会考，及格后才取得毕业资格；要升学的学生还要进行升学考试。这种会考制度，使学生的课程增加，无暇过问政治、关心时事，不仅成为限制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障碍，而且影响了学生全面学好各门功课，因而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