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在回答刘、胡的质难时，提出要推翻旧的古史系统，推翻非信史，需要打破四个旧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就是不能单纯信任古书中的一统观念，而必须由将来地质学和人类学的发明来证实；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如以往古史称黄帝时就是一统是不可靠的，中国的统一始于秦；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往古史多是神话，春秋以后又将古神人化更是多一层作伪；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神被人化后，古代就被描绘成黄金世界，好像越古越快乐，因此要揭开这种欺骗。可见，古史论战实质上反映出新旧历史观在古史研究中的对立和分歧。
三、新考据学派的成就
20世纪30年代，随着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石室典籍、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的史学家，利用新的历史考据方法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新考据学派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历史研究，其论学大旨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互相辩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从“古史辨”派的疑古批判到新考据学派的考古建设，是五四后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发展。
王国维像
新考据学派影响最大者为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将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历史考证方法，并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他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吾辈生于今日，幸得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强调地下材料的证史价值，把地下材料提高到与文献并重的地位，对传统的以文献考证文献的研究方法是一大突破。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古史新证，取得了古史研究的重大成就。他根据考古出土器物、甲骨卜辞与文献材料互证，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得出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殷》所载商代帝王世系基本相同，进一步证实了《史记》的史料价值，把中国的信史至少推到了商代。他进而根据甲骨金文，参照经传等古籍作《殷周制度论》等文，论证了殷周之际的制度变革，如殷代无嫡庶之制一变而为周代的立子嫡之制，对周代的宗法，丧服等制度作了缜密的研究，肯定周制优于殷制。他结合汉晋木简和史籍，考证了秦汉郡县，写成《秦郡考》、《汉郡考》等文，并在与罗振玉合编的《流沙坠简》中考证了古长城、玉门关、古楼兰等古址。他利用敦煌文书等资料，考证了唐代职官制度，唐代户籍及均田制等。他还利用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考订旧有史料，撰写了《鞑靼考》等蒙元史论文。总之，王国维把实物与史书结合起来，把出土的材料与纸上的文献结合起来，以实证史，以史考实，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陈寅恪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