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有关五四时期人们对民主内涵的广泛性及其价值的认识，可参见徐仲勉、张亦工等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第六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另外，1919年，胡适在一篇题为《1919年的知识中国》的英文文章中曾强调，当时人们的追求和觉悟，乃是“要对民主的意义有个更好的理解”。他说：“在名义的共和下，八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青的中国人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民主不多不少正是所有民主化和正在民主化的力量的总体，这包括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以及思想等多方面的力量。构成中国这些新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的也正是这种认识”。转引自［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8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5] 耿云志：《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取向》，《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6]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二），79～8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7] 《科学》第2卷，第1期。
[8] ［美］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9]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0] 顾毓秀：《“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
[11] 如1946年5月《科学生活》杂志还在呼吁：“中国的需要中，实在是最孔急而刻不容缓的……目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怎样使中国科学化。对这个问题我们愿意提出两个极平常的口号，就是：科学生活化、生活科学化”。见该刊第1卷，第2期《科学生活化、生活科学化》一文。
[12] 光舞：《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五四时期的社团》（三），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13] 邹韬奋：《答复一封严厉责备的信》，《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1928。
[14] 《大美晚报》，1935-12-26。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289页。
[16] 国民党1929年通过的《教育方针及其实施原则案》。
[17] 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43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8] 毛泽东：《论新阶段》，参见本书第八章。
[19] 《中国青年》，第29期，1924。
[20] 周积明：《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光明日报》，1997-10-14。
[21] 具有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意义的“国学”，其名目的长期流行，专门机构的大量设置，研究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即属一例。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22] 蔡元培：《复任鸿隽函》，《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33页，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3] 顾毓秀：《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1935。
[24]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宣言》，《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
[25] 田汉曾咏梅兰芳此举云：“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见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17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26] 卢于道：《为树立科学文化告国人书》，《国风月刊》第8卷，第7期，1936。
[27] 同上。
[28] 郑师渠、史革新：《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32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9] 《毛泽东选集》第2卷，534页。
[30]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21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1] 同上书，4～5页。
[32] 这是蔡元培192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的演说。旧金山《大同日报》，1921-07-22。
[33] 张岱年：《国学大师丛书·总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34]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62页，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1982。
[35] 王慎轩：《中西医之平议》，《医界春秋》创刊号，1926。
[36] 马克锋：《中西会通与近代文化》，《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