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真正富有活力的、理性的文化主张，乃是前述所谓“融贯式”，即各种各样的中西文化互为融通的思想。其中，较为理想的会通构想，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案。这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思想，虽从五四时期开始即已付诸实践，但其理论的最终成熟却是在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张闻天等人的文章乃其标志。他们所构想的此种方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同时，它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就必然“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它又并不拒绝外来文化，而是主张对外来进步文化大力吸收，主动消化，泄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样，民族性就不仅表现在应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上，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上，这种主体性又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选择性上，还表现在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上。至此，文化的民族性认识就空前深化了。其次，它是“科学的”。在内容上，“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方法上，则是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的。由此出发，它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既不割断历史，又非不加批判的兼收并蓄，从而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时划清了界限。最后，它是“大众的”，是追求民主理想的。它强调新文化必须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种文化高扬群体的价值，不是简单否定而是真正超越资产阶级个体自由的价值目标，它顺应了民国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度紧张的时代要求。
作为一种独特的组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成为近百年来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中西文化关系、会通中西文化的历史结晶，它既贯穿了崇尚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又凝聚着高昂而理性的民族精神，不愧是民国文化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五四以后，这一文化在实践中也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工农教育运动蓬勃开展，左翼文学和社会科学运动兴起并迅速壮大，都无不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抗战以后，在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区文化事业更是蒸蒸日上，人民文学、电影、戏剧、新闻事业等都得到全面发展，未来的新中国文化，由此奠定了基础。这是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必然归宿。
注释
[1] “民主”和“科学”早已成为历史的口头禅，用这两个名词来概括民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似乎显得并不时髦。也许用“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概念来进行解释，要更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但在此，我们仍然愿意采用前一种概括，这是因为：其一，“现代性”和“现代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民国远不如“科学”和“民主”观念那样深入人心，影响巨大深远，而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文化现代化”的概念，内涵则很难把握。其二，不管“现代性”和“现代化”如何定义，科学和民主必定都是其核心的价值内核。因此，这样一种概括无论如何抓住了关键。
[2]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3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 《李大钊文集》上册，6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