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民国时期，文化各个领域里中西会通融合的水平并不一致，自觉和努力的程度也有差别。既有像鲁迅小说、朱光潜美学和钱钟书《谈艺录》那样“中西婚媾”的美妙宁馨儿，也有像五四时期的“灵学”和抗战时期汉奸理论“新民说”那样中西杂交的畸形怪胎；既有彻底消化西学、以之整理传统、研究中国问题的精品杰作，也有徒拾西学皮毛、生搬概念、硬套中国情形的浅薄陋册；既有真正融贯中西、使人豁然开朗的理论创造，也有牵强附会、让人莫名其妙的思想杂烩。但是，无论如何，人们追求中西会通的理想和目标没有变，且总体说来，这种会通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懵懂到明确、由浅入深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其越来越自觉和深化了。
另外，这种会通融合是始终伴随着矛盾和冲突的，此点从民国时期接连不断的各种文化论争中，可以概见。有的领域里，矛盾冲突还一度很激烈，如医学界的中西医之争。西医界曾有人多次提出“废止中医案”，要求对中医“废医存药”，希图国民政府加以批准。但其结果，不仅中医没有废除，反而促进了中医界奋起自救，学习西医，在诊断、治疗方法、药物分析乃至理论阐释等方面加强了自身的科学化建设。整个民国时期，中医界著名医家“几乎全部致力于从中西医比较中取长补短，以求得中医发展”[34]。“会通中西医”的口号，既为中医界所呐喊，也得到了西医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同情，成为民国医学界最为强劲的声音。人们越来越坚信：“重中轻西固不可，重西轻中亦不可，必须共冶于一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成世界最完善之医学”[35]。抗战末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曾掀起“新中华医学运动”，提出“西医学术民族化”，“中医学术时代化”的总口号，这实际上已很准确地把握住了此期中西文化融合的时代课题了，那就是，一方面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有学者认为，五四以前，中国人会通中西文化主要有三种理论形式：一是以“中源西流”说为代表的“回归式”；二是以“中体西用”说为代表的“嫁接式”；三是以“有机调和”说和“整体融会”论为代表的“融贯式”。[36]此种概括不无道理。进入民国后，“中源西流”和“中体西用”说虽然遭到思想界的一致唾弃，但这样一种理论思路，仍潜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特别是“中体西用”，不论是东方文化派，还是“本位文化建设派”和新儒家，都是一面批评“中体西用”论，一面又不能真正脱开这种思想的窠臼。他们总想以传统儒学为本去融会西学。由于传统的因袭过于沉重，民族文化自我中心意味太浓，因此无法成为建设新文化的理想选择。至于“全盘西化”论，则完全漠视了文化的民族性，丧失了文化自我，实际上等于根本否认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可能性，因而同样违背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