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领域，会通中西的风气与成就同样引人注目甚至更为引人注目。张岱年先生曾说：“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33]。这里所概括的“近代学风”，在民国时期尤为明显。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活动可谓此种学风的极佳诠释。陈氏国外求学十余年，通识十余种文字，其学术著作中却几乎看不出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痕迹。显然，他对异域观念和方法的采获是真正的融化，而不是由外而加。这方面他有很自觉的意识。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撰写审查报告时，他曾明确指出：一种学术“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乃他沟通中西学术的立场，也是他融会中西学术的精神。同是史学大师的郭沫若，则走上另一条会通中西学术的道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其社会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撰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经典之作，开创了史学研究的一代新风。
社会学方面，中西融会的努力也颇有收获。孙本文、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均有出色表现。特别是孙本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相当自觉，为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学名词的规范化等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写于1935年的《社会学原理》，是民国学院系统社会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学者会通中西文化在社会学领域的范作。它兼采欧美各家教本之长，大量使用本国材料，将其融会贯通，使社会学知识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虽然它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体系，但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却起到推动作用。在新兴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力作，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潘光旦的《中国伶人之血缘的研究》等，其学术价值早已为中外所公认。
美学大师朱光潜的美学理论的形成，也是会通中西美学的结果。他一面消化吸收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认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见出美”。同时也对其进行了一些修正和发展。如强调审美与现实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提出“怡情养性的美学功能”说，崇尚“静穆”的美学境界说，创发“诗境”论，总结出“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艺术美创造规律等，所有这些，又都是吸收了传统美学思想的丰富养料。
此外，在哲学领域，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以儒家精神为本体融会中西文化，创立影响巨大的新儒家学派；文艺学领域，钱钟书“打通中外文艺”，写下不朽名作《谈艺录》等，都是中西会通学术风气的典型体现。虽然，从文化选择的方向上看，现代新儒学固执儒家道统，想在此基础上嫁接西方现代文明，这不免迂腐失策，其学术思想体系也多带唯心主义色彩，但其努力融通中西学术、精心结构的各种著作本身，对于中西文化思想的总结、比较和阐发，却具有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思想认识价值。
至于说到民国风俗领域，那中西杂糅融会的景观就更是随处可见了。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举国流行的中山装，它在吸收西服和传统服装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既美观大方又经济实用，至今仍然受到许多中国人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