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进步文化人士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十教授宣言”进行了批判。他们揭露了“十教授宣言”回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回避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事实而侈谈“文化建设”的要害。鲁人指出，“此时此地的需要”最迫切的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发展文化的基础，他说：“他们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基础。但此时此地的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为是半殖民地，所以到处遇见帝国主义的屠刀，因为是半封建，所以到处碰着封建势力的毒刺，必须先割去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打倒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大敌，方才可以发展中国的思想文化。”又说：“思想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国文化的停滞是中国社会的停滞而已，反映现代文化没有了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双重支配下的结果，非摆脱这双重束缚，中国文化是没有改道的可能。”[42]郑振铎等人也指出，当时的迫切问题是中华民族如何能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文化的问题，中华民族的生存不可能在旧文化里找到出路。换言之，就是只能通过保存中华民族来保存民族文化，而不是通过复兴民族文化来复兴民族。这可以说是中的之言。
在各方批评下，十教授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对“中国本位”、“不守旧”、“不盲从”、“此时此地的需要”等作了辩解和进一步的解释，并力言“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的区别。声称“中体西用”论是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分开，主张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支配西方的物质文明。从事本位文化建设则视文化为一整体，精神与物质不能分离。然而，这种辩解没有切中要害，“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都是以民族性为文化选择的最高价值尺度。力辩与“中体西用”的区别本身就可以说明，以民族性的防堤抵御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适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
二、围绕“全盘西化”的论辩
“全盘西化”作为在这次论战中与“中国本位”对立的口号、主张，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提出。有人认为前者是因为反对后者而发生的，这是一种误解。1929年，胡适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使用了“Wholesale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两个词。潘光旦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指出这两个词一个可译作“全盘西化”，一个可译作“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