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十教授宣言”进行抨击。他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中体西用”的“最新式的化装”，是张之洞《劝学篇》的翻版。“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指出十教授说是不守旧，其实是在折中调和的时髦外衣掩饰下主张复古。辛亥革命以来，每一次大震动，顽固势力总忧虑“中国本位”的殒灭，要维持“中国本位”。何键、陈济棠、戴传贤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十教授也只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不过，他们都以时髦的折中论调作烟幕弹，十教授的宣言“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中调和的烟幕弹之下”。“陈济棠、何键诸公又何尝不可以全盘采用十教授的宣言来做他的烟幕弹？”所谓“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取长舍短，择善而从”等时髦论调，都不过是遮掩其保守心理的烟幕弹。胡适指出，十教授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不必焦虑中国文化的特征失去了，“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恰恰是“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全力欢迎和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借它的朝气锐气冲击洗涤固有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而不是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胡适对“十教授宣言”为封建复古派“施放烟幕弹”的实质的揭露是尖锐和深刻的。
不过，胡适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尽管我们全力接受西化，但结晶品还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这正是陈序经等批评他与十教授宣言一样是折中派的理由。
陈序经是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最彻底的代表。他指出，“十教授宣言”里固说“不守旧”，但事实上，却偏于复古、近于复古。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他们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的说法，“十教授宣言”“至多也跳不出三十五年前张之洞所画的圈子”，可见，陈序经和胡适一样，也是把“十教授宣言”看成是“中体西用”的翻版。当时还有许多人从这个角度抨击“中国本位”论。
蔡元培、黄炎培、欧元怀、张熙若等人则批评“中国本位”的说法过于“笼统”、“空泛”，“易生误会”。“十教授宣言”里只说“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对什么是“此时此地的需要”没有进一步解释。4个月后，即1935年5月10日，他们在《我们的总答复》中指出“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对此，严既澄认为，如今恐怕没有一国不在努力干这三项事业，既然是一切国家共有的问题，又何必凭空加上“中国本位”四个字？梁实秋也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问题，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炉灶杜撰出这样大而无当的名词来？王西征指出，《我们的总答复》所说的三项事业，可以分别归入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三民主义在此时此地的需要下成为二民主义”[40]，民权主义被抛开了。张熙若指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41]这种分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所谓“中国本位”，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迎合国民党当局恢复中国固有的文化与道德，加强对思想文化界控制的政治需要。可以说，“十教授宣言”的政治色彩要超过其学术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