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蔡尚思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贺麟的“新心学”也进行了批判。胡绳在《目前思想斗争的方向》一文中，指出贺麟把中国的旧东西和西洋的最新精神结合，是“新复古主义”，他指出：“复古的主张虽由来已久，但敢公然主张维持三纲五常之道的，恐怕只有一些不识字的军阀。但现在却有一个学者说，三纲实在是比五常更崇高的道德，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容许：倘君不君，臣也可以不臣，是相对性的道德；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才是绝对性的道德，他从这里面‘发现了与西洋正宗的高深的伦理思想和西洋向前进展向外扩充的近代精神相符合之处’。这安能不令人为之咋舌！”[49]他在《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和《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等文中，对贺麟的“新心学”也进行了批评，除揭露其复古论性质外，还着重批判了“新心学”的神秘主义、反理性主义。他指出，贺麟虽自以为是介绍叙述康德和黑格尔，但实际上却是那些把整个康德黑格尔学说神秘化、反理性化的新黑格尔派的同盟兄弟。
蔡尚思在《贺麟的唯心论》一文中，对贺麟的“直觉的方法”、“先天的范畴”、“内心的文化”、“道体的宗教”、“基石的礼教”等唯心论的观点也作了批评。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批判了当时的其他文化复古主张。
三、毛泽东、张闻天对文化论争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作了科学的总结。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及文化问题时，他指出，文化论争的性质在五四运动前后是不同的，“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毛泽东批判了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提出了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绝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关于对待中国古代文化，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50]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也强调对外来文化、中国古代文化都不能采取一概排斥或盲目搬用的态度，否定文化复古和“全盘西化”论。
毛泽东把中华民族新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了民族形式与民主、科学内容的统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从文化角度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同年，张闻天在《中国文化》第2期发表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等问题作了阐述。在谈到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时，他指出新文化要彻底否定“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但要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加以接受、改造和发展，这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在谈到新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时，他指出“要吸收外国文化的一切优良成果，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文艺的”，“绝不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那样，只吸收外国的自然科学，来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但这种“吸收”，绝不是完全抄袭外国文化的所谓“全盘西化”，外国文化中的反动文化（如主张侵略，反对民族解放，主张独裁与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与自由，主张宗教迷信，反对科学真理，拥护压迫剥削，反对大众，反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应坚决排斥的。
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回答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处理新旧、中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批判了复古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的错误主张，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