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国史大纲》和《文化与教育》两书中宣扬了“复古”主张。胡绳撰文进行了批评。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自秦到清末的政治并不是专制政体而是一种民主政体。对此，胡绳指出，古代采用宰相制度、考试制度，并不能抹杀君主专制的性质，恰恰说明古代政体是“用官僚制度来补足的君主专制”，孙中山正是要推翻这种君主专制。“假如中山先生还在，他听到人们说，他所毕生与之斗争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胡绳还批驳了钱穆有关中国“五千年来”立国和当前抗战靠的全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优异”在于“孝”的论调。他指出，假如抗战靠的是传统文化，前一百年的迭遭侵略是因为丧失了传统文化，“那么又为什么抗战一起，传统文化忽然能再兴了呢？”至于传统文化中的“孝”，不只是用在家庭关系中的概念，历代封建统治者最喜讲“以孝治天下”和“爱民如子”一类的话，其含意无非是：我做君主的人把你们老百姓看做我的儿子，因此你们也要像孝敬父亲一样地孝敬我，可别把我当做压迫你们的人。
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受到了杜国庠、陈家康、胡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工作者的激烈批评。
杜国庠在《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一文中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不是“经虚涉旷”，而是实事求是，冯友兰由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要求而歪曲事实，把几个唯心主义“传统”诬称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在《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一文中他则指出，所谓“专凭其是圣人最宜于做王”的说法势将助桀为虐，因为一切大奸巨憝未有不被其狐群狗党誉为“圣明神武，首出庶物”的；所谓“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是让人安分守己，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所谓“同天境界”，是以“理智底总括”始而以神秘主义终，是理智的破产，是玄学唯心论。在《论“理学”的终结》一文中又指出，宋明理学经过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诸人的批判，“是决定地终结了，绝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虽然还有人企图把它再‘新’一下，究竟是过时的果实，变了味道了”[47]。
胡绳写了《评冯友兰著〈新世训〉》、《评冯友兰著〈新事论〉》等文，批评“新理学”。在后一文中，他指出，冯友兰否定辛亥革命，抹杀五四运动，“引清末的洋务运动者为同调，而加以称扬”，“以为中国过去除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的工业建设以外，其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这是“历史的翻案”。他指出，否定辛亥革命就是否认政治上求改进的必要，否定五四运动就是否认对旧思想意识进行改造的必要，冯友兰所指的中国走向自由之路“就是五十年前张之洞的道路”，这种“中体西用”的主张“早已经在历史的实践中被否定了”[48]。
此外，陈家康的《真际与实际》，周谷城的《评冯友兰的〈新理学〉》、《评冯友兰的〈新原人〉》，赵纪彬的《理学的本质》等文，也都对“新理学”的玄学性质及消极作用进行了批评。不过其火药味甚浓，学术性却略显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