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借民族主义高昂的形势，在思想文化上继续掀起复古运动。与此同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适逢其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在他们的论著中颂扬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文化，宣扬了一些文化复古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复古主张则进行了批判、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文化论争的主要内容。
一、与蒋介石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
蒋介石以提倡“心理建设”、“伦理建设”为名，宣扬“致良知”，恢复封建道德的复古思想。所谓“心理建设”，就是确立“知难行易”的观念，推行“力行”哲学和“诚”的哲学，要求广大民众不必求知而盲目跟他去行，至诚地去行。所谓“伦理建设”，就是恢复中国固有的德性，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礼义廉耻”四维。他在1943年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要求国人“领悟”“行易哲学、一致起而力行”。极力美化传统伦理哲学，宣称：“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还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提出要保卫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德性。
马克思主义者对蒋介石宣扬的封建复古主义进行了批判。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
艾思奇剖析了蒋介石所谓“诚”的唯心论实质，认为这种“诚”不过是迷信的代名词。他指出，许多寺庙里，许多测字摊上，常常挂着“诚则灵”的招牌，求神问卦的人，必须恭恭敬敬，把贡品和金钱送给和尚道士以表示诚心，蒋介石所说的“诚”也不过是勒索贡品的幌子。他进而揭露蒋介石所讲的“力行”，指出这种所谓“力行”，是凭借着“诚”，凭借着对于“主义”，对于“领袖”的偶像化信仰，是“宗教式的崇神行为”；这种所谓“力行”是盲从的行为，“是想把封建时代愚民政策的统治施行到今天”[45]。
胡绳在《论“诚”》一文中，也揭露了蒋介石鼓吹“诚”的唯心论实质和愚民目的。他指出，法西斯主义在其哲学基础上有意地加上神秘主义的色彩，“由此，在东方专制主义下的‘诚’的神秘主义就和近代最反动倒退的、反对人民大众的法西斯思想一脉相通，那正是我们更不能不加以揭穿的。严格否定这种专制主义的神秘内容，在实践生活中发扬‘诚信’与‘真诚’的精神，那才是我们对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所应有的态度”[46]。
此外，范文澜的《袁世凯再版》、齐燕铭的《蒋介石的文化观》等文，也对《中国之命运》宣扬的文化复古思想进行了批判。
二、批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张
钱穆、冯友兰、贺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复古”论，也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批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