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鼓吹全世界都要走“孔家的路”，无疑宣布新文化运动已选错了道路，因而应当改弦更张。所以，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一派人的热烈欢迎。严既澄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表示对梁漱溟的思想“差不多全体赞成”，尤其赞赏梁对“孔家思想”的发挥，相信现今世界“中国化是救时灵药”。一篇署名“恶石”的、同一篇名的文章推崇梁漱溟的著作是“新文化里第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继绝学、开太平的大发明”。
甲寅派以章士钊1925年所办的《甲寅》周刊得名。章士钊以“孤桐”的笔名，在该刊上发表《新旧》、《评新文化运动》和《原化》等文，抨击新文化运动，鼓吹旧文化。《原化》一文推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近今罕见之名著，国论归之久矣”，表示只有发扬立足农业国基础之上的、充满调和持中精神的中国文化，才能拯救濒于破产的世界文化。[22]
东方文化派的复古主张，遭到了西方文化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二）来自反对方面的回应
以胡适、常乃德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文化观，并提出了自己对中西文化的一些看法。
胡适于1923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批评梁著是“主观化的文化哲学”，“犯了笼统的毛病”。其出点是“笼统的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笼统的断定一种文化若能存在，必须翻身成为世界文化”。指出梁著关于“西方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中国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印度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的文化公式是“闭眼说的笼统话”。事实上，印度人也是奋斗的，说印度人胆小不敢奋斗以求生活，实在是闭眼瞎说。至于“调和持中”、“随遇而安”，更不能说是哪一国文化的特性。他进一步指出，梁著关于“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生活是直觉运用限量”的第二串公式“更是荒谬不通了”。一切知识都需要现量、理智、直觉三种工具，只有成分轻重的不同。人脑的构造，无论在东在西，绝不能因不同种而有这样的大差异。胡适在批驳梁漱溟的“三路向说”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西、印各种民族的文化走的都是一条路，只因时代环境的关系，“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欧洲人走到前头去了，中国和印度只有急起直追，也走这条路，将来中国和印度也趋向“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置疑的。
1926年6月，胡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进一步批判了东方文化派，全面肯定西洋近代文明。他指出：“今日最没有根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这一分析，切中了东方文化派的要害。他指出，凡一种文明都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两种因子，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他认为，西洋文明不仅在物质方面胜过东洋，而且在精神方面也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
西方文化派批判东方文化派，坚持了反对复古主义的正确方向。但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辩护和美化，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同意的。
（三）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文化派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文化派作了真正深刻的批判。
关于文化的定义。瞿秋白否定了梁漱溟唯心论的文化观，并努力以历史唯物论观点来说明文化的本质。他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做作’：一、生产力之状况；二、根据于此状况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25]他指出，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是首足倒置。
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梁漱溟以意欲不同来解释文化不同，将中、西、印三大系文化的差别绝对化的观点。瞿秋白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这种时间上的差异，乃由于“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因此，“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杨明斋指出，梁漱溟以意欲不同来解释文化的不同“是梁君的主观的观念太深之故的主张”。他指出，意欲是“受自然及物质支配的”，不是人类生活的根本，更不是产生文化的本因。[26]
关于科学和物质文明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东方文化派把世界大战的灾难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归咎于科学和物质文明，宣布“科学破产”、“物质文明破产”的观点。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相互争夺和残杀的根源是由于财产制度乃个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完全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我们敢说，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
关于所谓东方文化的实质。瞿秋白指出，东方文化派“所心爱的东方文化”无非是三种元素：一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二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三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这种旧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陈独秀揭露梁漱溟等东方文化论是要把中国引向“幽谷”中去。他说：东方文化派鼓吹的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走，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27]瞿秋白指出了东方民族发展新文化的道路。他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帝国主义颠覆之后，方能真正保障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他还说：只有当西方的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起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使东方文化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认识还有许多不足，如强调文化时代上的差异而对文化的民族性缺乏认识；再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28]但毕竟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论坛上崛起了一支最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军，他们将拥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