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了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凄惨衰败景象。他认为自己曾经向往的西方文明破产了，应该转向东方。据他介绍，一个法国人曾对他说：“西方文化已经破产，正要等到中国的文化来救我们，你何必又到我们欧洲来找药方呢？”一位美国新闻记者也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听惯了欧美人士这类话，梁启超更觉得西方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更觉得近代科学是靠不住的，科学成功“人类不唯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他觉得既然欧美人士向往世外桃源的中国，中国人就不应藏宝不献，而要肩负起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以中国文化拯救世界。他呼吁：“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指孔子、老子和墨子——引者注）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加佑你哩！”
梁漱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归宗于儒学，其主旨如该书序言所说是要把中国人和西洋人“都引导到至善至美的孔子路上来”。该书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梁漱溟认为文化不同是由于人生的路向不同，而人生路向不同又由于意欲所向不同。他认为意欲所向有向前、自为调和持中、反身向后三种，故就有人生三路向：第一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是奋斗的态度”；第二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解决，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第三路向“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由于意欲所向，人生路向不同就呈现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种类型。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他们所走是第一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人是走第二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人是走第三路向。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中国、印度三大系文化无所谓谁好谁坏，都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只有“合宜不合宜”的问题。从前，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分别走上了第一、第二和第三路向。西方人中世纪折入第三路向一千多年，到文艺复兴又重新去走第一路向，因其合于时宜故在征服自然、科学、民主上取得极大成功，成就了近世的西洋文化。中国人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就拐到第二路向，印度人更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都因不合时宜，只有节节失败。但从今以后，将是另一番情景，西洋人由于第一路向的过度发展而病痛百出：西方获致了物质生活的满足却造成了内心生活的疏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生了罅隙……弄得自然对人像是很冷而人对自然更是无情，无复那古代以天地拟人而觉其抚育万物，像对人类很有好意而人也恭敬他，与他相依相亲的样子……人对人分别界限之清，计较之重，一个个的分裂、对抗、竞争，虽家人父子也少相依相亲之意……人处在这样冷漠寡欢，干枯乏味的宇宙中，将情趣斩伐的净尽，真是难过的要死……外面生活富丽，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梁漱溟宣称西方文化在第一路向已走到了尽头，将转而走第二路向。中国文化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会”。梁漱溟预言：“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他深信：“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更具体地说，是孔家文化的复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复兴儒学开辟了道路，成为新儒家思潮的开山之作。
